摘要：近人刘师培据传世文献认定虞舜时代即有“乐教”,且将其基本内涵理解为音乐(含歌舞)教育。考古学已经证明,新石器时代即有乐器与歌舞的遗存。不过,殷商甲骨文和金文虽有“乐”字,却均为地名而不指音乐,周公时代才以“乐”指称人内心的愉悦,这种愉悦虽包含音乐却不特指音乐。明晰的“乐教”思想、完备的“乐教”体系及有效的“乐教”管理是从周公“制礼作乐”开始的。虽不能说原始音乐歌舞对周代“乐教”没有影响,但二者却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化:前者是服务于“通天”的巫觋文化,后者是落脚于“治民”的世俗文化。前者所具有的文化精神在任何一个史前民族文化中都可以找到,后者的文化精神却只有在华夏民族的历史中才绽放异彩。如果说“制礼”乃“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那么,“作乐”则是用以协和万邦、融洽上下、调节情感的文化创制,其旨则在让周人这一“道德之团体”在宗法封建的制度环境下享有和谐生活与艺术感受,培育出快乐精神,以保周天下的长治久安。因此,“乐教”是礼乐文化的重要内涵和制度保障,培养了华夏民族的精神向度和民族性格,故值得特别珍视和努力弘扬,以促进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摘要：中国通俗小说观念在宋代已经成熟,促进其成熟的重要原因是城市居民户籍独立和坊市制度废除使得市民文化消费需求出现井喷式增长。北宋仁宗朝是“说话”艺术成熟期,南宋高宗朝是“话本小说”成熟期,而通俗小说观念也随着通俗小说的成熟而成熟,其理论表达可以罗烨《醉翁谈录》的《舌耕叙引》为代表。宋代之前,通俗小说和通俗小说观念经过了漫长的孕育过程,这一过程从先秦时期即已开始。宋代之后,尤其是明清时期,通俗小说观念有了全面的发展,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人们都能够明确区分子部文言小说和民间通俗小说这两类不同类型的小说,并对通俗小说具有清晰的文体意识;二是对通俗小说作了更为深刻的理论概括,诞生了具有理论概括力的独立的通俗小说定义;三是产生了许多关于通俗小说的理论,包括本体论、功用论、创作论、艺术论,并诞生了小说评点这一最具中国特色的小说批评形式。

摘要：孔子未直接使用艺术概念,只用"艺"和与之相近或相关的概念来表达关于艺术的思想。"艺"的本义是指种植或移栽,引申为个人所能够掌握的一切知识和技能。孔子所称的"艺",是用其引申义,主要指有关新、旧"六艺"的知识和才能。"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是孔子艺术观的集中表达,阐述了礼乐文化精神与艺术的关系。从价值层面看,"道、德、仁"是上位概念,"艺"是下位概念,有主从重轻之分,前者统领后者也指导后者;从操作层面看,"道、德、仁、艺"则是一体,本末兼该,内外交养,不能强分主从和重轻。这一观念不仅为艺术确定了基本位置,而且促进了艺术鉴赏水平和审美趣味的提高,同时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摘要：雅俗观念是中国文学的重要观念,它的演进与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发展是同步的。以音声为表征的政治雅俗观是与政教合一、学在王官的礼乐文化相伴生的,它所凸显的是宗法伦理和等级秩序,其文学形态是诗、书、礼、乐等反映礼乐教化的贵族文学。以学术为表征的文化雅俗观是与政教分离、学在四夷的道德文化相伴生的,它所张扬的是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想和文化精神,其文学形态是反映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论、说、记、传、辞、赋等精英文学。以文本为表征的艺术雅俗观是与成长为独立门类的艺术文化相伴生的,它所强调的是情感体验和审美感受,其文学形态是注重形式和风格、强调审美和娱乐的诗歌、散文、小说、戏曲等美感文学。从局部而言,中国文学史上确实存在着某些文体由俗而雅最后走向衰落的现象;从整体而言,中国文学的发展并不呈现由俗到雅再到衰落的趋向,而是不断地由雅趋俗,即从贵族走向精英,从精英走向大众,文学主流文体越来越通俗化,文学消费主体越来越大众化,这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基本趋向。准此,我们对中国文学史应该有新的视角和新的描述,对当下中国文学应该有新的认识和新的策略。

摘要：孔子"乐教"是孔门教育的重要内容,因《乐经》失传而长期被忽视。"乐教"虽然包括声乐、器乐、歌舞等音乐教育,但并不限于音乐教育,还包括与"诗""礼"等相须为用的学习实践活动,其主旨在于通过"乐教"培养弟子"美""善"相兼的"仁"德,引导弟子追求在礼乐制度环境下的社会和谐与个人快乐,养成"不忧不惧""乐以忘忧"的君子人格。孔子提出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为学进路充分反映了"乐教"在孔门教育中特殊地位。孔子"乐教"包括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孔子的言传身教既包含理论层面,又包含实践层面,而颜渊的典型引路则主要体现在实践层面。无论是从教育理论、教育实践还是从教育方法上来看,孔子"乐教"都是最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文化传统,对当下的教育尤其是思想品德教育和文学艺术教育都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摘要：《西游记》作为神魔小说的代表 ,自诞生以来一直受到明人的关注。明人对《西游记》的认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从内容上看 ,明人以为《西游记》是一部修心的寓言 ,既包括儒家的“存心养性之学” ,也包括道家的“修心炼性之功”和佛家的“明心见性之旨”。从艺术上看 ,明人从《西游记》的奇幻中认识到了通俗小说的虚构性艺术特征和消遣性审美功能 ,从《西游记》与《水浒传》的比较中认识到了人物个性化塑造是通俗小说成功与否的关键。明人对《西游记》

摘要：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先秦已有"六经"之说,《乐经》即其一。然而,自汉文帝立《诗》学博士,至武帝时《诗》《书》《礼》《易》《春秋》五经皆立博士,独《乐经》未立。汉平帝时王莽奏立《乐经》博士,后人多以为其伪造经典,《乐经》遂成经学之秘。有人认为《乐经》亡于秦火。有人认为"乐经"仅口耳相传。更多人认为《乐经》仍存世,但意见不一:或说《周礼·大司乐》章即《乐经》,或说《礼记·乐记》即《乐经》,或说《诗经》即《乐经》,或说《乐经》散存于众经之中。通过考察相关文献,汲取历代学者的研究经验,可以得出《周礼》的《大司乐》章是《乐经》的结论。西周礼乐文化中的"乐"不仅指称音乐,凡使人快乐者均可称之为"乐"。作为主管学校教育的大司乐,其"乐教"也不单是音乐教育,而是艺术教育、语言教育、文学教育、行为教育、情感教育、人格教育。儒家"乐教"继承的正是大司乐教育传统,其要旨在引导弟子理解礼乐文化的快乐精神,养成君子人格。《大司乐》章所述"乐教"正是周代礼乐文化环境下"乐教"的内容,而不是汉代君主集权制度下的音乐教育。说《大司乐》即先秦儒教《乐经》,是符合儒家"乐教"的历史实际的。

摘要：建国后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一直十分关注作品的阶级意识,以为一切优秀作品无不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古典小说研究工作者的任务就是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作品的主题、人物、思想艺术成就作出评价。根据这一基本认识,《三国演义》的“拥刘反曹”倾向被看作是“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凶残暴虐和歌颂人民美好的生活理想”,《西游记》里的神魔斗争则“使我们联想到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与人民——主要是农民—之间的矛盾斗争”。《红楼梦》描写贾府衰败,“体现着红楼梦主题思想的基本的一面。它是和整个清代社会史的发展相联系着的,它表明着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黑水村乌庄头的一张交租单反映了“农民和地主的尖锐矛盾”;

摘要：庄子是一个文学否定论者,但他否定的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文学观念。这种否定与他追求个人精神自由和情感安顿的思想取向是一致的。他从人性的扭曲、人情的悖谬入手,对社会文明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批判,始终以一种超越的姿态,强调并维护着个人精神的独立和自由。他主张"法天贵真,不拘于俗",精诚地表达个人的情感,以为"不精不诚,不能动人"。从精神活动的自主性和审美活动的私人性出发,庄子进一步提出了"言意"、"精粗"、"形神"等重要命题,极大地开拓了人们对文学艺术的认识,并补充和深化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文学观念。不管庄子的超越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提供了一种个人精神自由和情感安顿的途径,或者说为个人提供了精神情感的可能栖息地。这是秦汉以降许多著名学者和文学家青睐庄子学说的重要原因,也是后代的文学观念常常从《庄子》中汲取思想营养的重要原因。

摘要：王庭筠是金代著名文学家和艺术家,在诗歌、书法和绘画等领域都有精深造诣,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文献中对其生卒年的记载说法不一,莫衷一是。代表性的观点有两种:一说生于天德三年(1151),卒于泰和二年(1202),享年五十二岁;一说生于正隆元年(1156),卒于泰和二年(1202),享年四十七岁。结合王庭筠的生平经历、诗歌创作和交游状况,可以考订王庭筠生卒年的确切时间为生于金海陵王贞元元年(1153),卒于金章宗泰和四年(1204)十月十日,享年五十二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