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疫解禁,内外通畅。“在乡村发现中国”一行,2023年暑期再度启航。锵锵三人行,已经变成二十人之众。我们选择了福建屏南和浙江缙云,开始在城乡中国间游走“双城记”和“多村记”。暑热之中一路走来,无论是城中村、村中城、叠加态、枚举法、净是土、含绿量,还是诗意栖居、艺术乡建、双向奔赴、弱鸟先飞、千万工程、四民村庄……白天看,晚上聊,火花四溅、思想激荡。乡村就是如此丰富多彩,让我们多院校、跨学科的风云际会,变成一场文化盛宴,一次认知革命。《“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行知录》,在2018、2019、2022之后,又有了第四篇。礼失,求诸于野;学失,求诸于野。我们进而研究,种失,同样求诸于野。不仅是万物的种子来源于乡野,思想的种子,也在乡村游学中发芽生长。我们的思想,在希望的田野上!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关于“人民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的讲话为文艺作品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思路和视角,文章以此为起点思考样板戏《龙江颂》创作中背后的“剧中人”与“剧作者”。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重要的文化符号,《龙江颂》主题经过不同文艺工作者近十年的创作,形成了报告文学、新闻报道、诗歌、话剧、样板戏等文艺形式。1969—1970年,现代革命样板戏《龙江颂》剧组三次在上海嘉定外冈公社葛隆大队体验生活,以时任党支部书记周丽琴为代表的葛隆大队的干部群众也成了《龙江颂》背后的“剧中人”与“剧作者”,演员李炳淑所观察和学习的周丽琴成为《龙江颂》女主角江水英的舞台形象原型。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新农村的典型代表,葛隆大队为《龙江颂》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生产劳动体验,《龙江颂》的演出也鼓舞了葛隆大队的生产实践并在教育和召唤群众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主体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文章以周丽琴、薛友忠等口述历史为基础,结合相关文献,回溯《龙江颂》剧组在葛隆大队的创作细节,挖掘舞台背后的历史,努力呈现艺术创作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之间的关系,进而补充了《龙江颂》的创作史料和历史语境,为研究者重思文艺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关系,还原艺术创作与人民生活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过程提供一个历史性的参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八十周年之际,回溯《龙江颂》剧组在葛隆大队的经历,对于实现“剧中人”与“剧作者”新的连接以及思考在新时代如何产生像《龙江颂》这样具有思想引领作用的文艺作品具有启发意义。

摘要："大黄鸭"是芬兰艺术家霍夫曼的公共艺术作品。在景观理论视域下,大黄鸭的传播流行是放大的视觉文化景观、提示意义的背景景观、交互影响的媒介奇观与作为景观的受众围观等共同作用的结果。大黄鸭塑造了一个充满悖论的景观社会,探索这一公共艺术品的景观体系及其相互作用成就大黄鸭流行的深层原因,必然对我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和大众传媒产业带来新的启迪。

摘要：在传播学的"西学东渐"过程中,批判学派和经验学派其实有着两种不同的引进路径,而且批判学派内部不同理论范式的引进也遭遇了不同的境遇。本文拟对照经验学派的西学东渐史讨论批判学派的引入过程及遇到的问题,为批判学派的本土化发展和自主性创造提供借鉴。

摘要：关于大数据时代的讨论提示着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海量数据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精确、预测成为大数据带来了宝贵财富,但是大数据也存在价值密度低、掘取难度大等问题,让每一个公民都能享受大数据的阳光还需要媒体的努力。在公共性视域下,大数据时代的媒体应该扮演好数据开放的实践者、数据可视的摆渡者、数据鸿沟的弥补者三种角色,以期建构一个更为开放、更为亲民、更为公平的大数据时代。

摘要：在媒介形式演进的历史进程中,媒体与企业的关系随之几经变化,大致出现了两个方向,一是在资本合谋下其乐融融、和平相处,二是在新旧媒体领域中剑拔弩张、刀兵相见,这两个方向都偏离了媒体与企业关系的正常状态,削弱甚至掣肘传媒公共性的实现。而市场化的当下,媒体与企业的关系又面临着媒体权力寻租、企业恶意利用、媒体与企业合谋等重重压力。因而,建立良好的媒企关系应当遵循四个基本原则:媒体应对负外部性保持警惕,企业应对媒体监督多些包容,媒体与企业之争议应回归事实,媒体与企业之合作应恪守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