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影响广泛而深远的系统性变革。从建立健全碳定价体系出发,加快研究构建我国新型碳税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协同机制,是适应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和支撑“双碳”目标实现的战略关键。基于新型碳税和碳交易的协同互补空间,依据协同理论从调控范围、碳价设计、信息共享、收益分配和国际协调搭建我国新型碳税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协同的五维分析框架。未来可在范围互补、价格互补、成本优化、激励约束和预期适应五个方面构建我国新型碳税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协同机制,进而对现有碳定价体系进行整体性、系统性和前瞻性改革。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在实现“双碳”目标过程中新型碳税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时代内涵和协同逻辑,为构建中国特色碳定价理论体系和协同机制提供启示。

摘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是我国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和完成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路径。税收政策在其中具有激励相容、成本有效、目标调整灵活等独特优势,税收政策的设计要突出“协同增效”、强化“源头治理”、把握“关键技术”、注重“机制创新”和体现“效率公平”,以更好发挥其在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中的作用。

摘要：管控公共债务风险是当前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重大难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一项旨在促进财政可持续性的政策设计,财政规则被近百个国家采纳,在经历了第一代财政规则和第二代财政规则两个阶段后,财政规则越来越注重灵活性、简单性和可执行性的平衡与统一。财政规则通过减少自由裁量权和提高预期违规成本来增强财政纪律,通过降低债权风险溢价来提高政府信用评级和降低融资成本,并通过增强财政政策反周期性和缓解财政政策力度过大来抑制公共债务。但抑制作用的发挥受到其自身特征和利益相关方行为的影响,财政规则设计需特别注意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同。对于中国而言,财政规则设计应更加注重法定性和预期性,在约束性的基础上体现灵活性和适应性,设计激励约束兼容的财政规则机制,是中国建立防范财政风险长效机制的基础性工作。同时,文章的研究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全球经济复苏与财政可持续性的关系协调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摘要：本文从理论、现实和数据三个层面论证了税收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分析了当前我国税收因素中不利于社会管理的表现,提出了立足顶层设计,按照优化税制结构、公平税收负担、规范分配关系的原则,凸显税收制度调节和调控功能,加快建设有利于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的税收制度的政策建议。

摘要：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共赢不仅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要求,也是国家可持续发展及现代治理的路径安排。文章以财政收入工具为依托,选取2014—2020年中国30个省市28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构造双重差分模型分析在生态文明建设视域下环境保护税改革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影响。实证研究发现,环境保护税有助于实现生态文明建设下的经济增长目标,显著促进了地区的经济增长,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发现结论依旧成立。科技创新投入增加、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及劳动需求增加是环境保护税推动经济增长强化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动力途径。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保护税能有效抑制污染物排放,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有机融合。本研究启示在于:不断完善环境保护税税法体系的构建、推进绿色技术战略支撑、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和劳动供给的不断优化,对于助力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摘要：日本在环境治理诸多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既得益于二战后日本官产学界在环境治理指导思想、理念和政策方面顺应形势地不断变化、更新和创新,又得益于日本在环境管理上设计了较为科学的体制。环境哲学与环境伦理、环境权理论与运动和环境社会学的兴起指引着日本环境治理实践的5个阶段。从日本环境治理的政策来看,环境政策工具的种类从单一简单走向复合多样,环境政策工具越来越重视经济激励手段和社会管理手段的使用。从环境治理的体制机制来看,健全的环境管理机构、合理划分环境管理责任与支出责任、环境治理过程中的社会参与是重要的保障。总结日本环境治理的经验,其"国家协调、地方为主、社会参与、市场激励"的治理模式值得中国借鉴。

摘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高度依赖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讨论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如何在合意的机制设计引导下推动“双碳”目标实现,从“技术+制度”融合的视角揭示“双碳”目标实现过程中的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互动。提出要深刻理解“双碳”目标实现过程中的技术创新逻辑与制度创新逻辑,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双向互动、深度融通和优势互补,来放大绿色技术创新对“双碳”目标实现的支撑作用。建议在构建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时充分调动各方面、各部门的积极性,考虑多主体的合理利益诉求,推动“技术”和“制度”的深度互动,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协调机制和补偿机制。

摘要：碳达峰和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作为应对气候变化公共政策体系中的关键性制度安排,财政政策在其中如何发挥基础性和支柱性作用值得深入探讨。本文基于文献、理论和经验素材,系统性探讨气候变化与公共财政之间的关系。气候变化的财政影响会最终反映到财政行为、财政成本和财政关系上,财政系统在面临气候变化冲击时具有“自动稳定器”的适应性和启动“相机抉择”的主动性,这蕴含着财政政策在应对气候变化时具有系统性、前瞻性和灵活性的治理逻辑。未来需要进一步将气候变化或相关环境因素纳入财政政策框架中,瞄准“减缓”和“适应”两个关键环节,对现有财政支出政策、财政收入政策、财政投融资政策、政府预算制度、政府采购政策和生态补偿政策进行整体性、系统性和前瞻性改革,突出财政政策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治理”功能,加强财政政策工具之间及其与其他公共政策的协调和协同,放大财政政策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的“治理”效能。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财政政策的定位、作用和影响,为更好地发挥现代财政制度在生态文明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和重要支柱作用提供依据,为构建生态财政治理理论体系提供分析框架。

摘要：文章采用2015—2022年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构建三重差分模型探讨环境保护税对重污染企业税收负担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保护税对重污染企业减负具有积极作用,推动企业致力于绿色研发创新和向下盈余管理来降低税收负担。环境保护税显著降低了非国有企业以及地方环保监管严、税收征管强地区重污染企业的税收负担。据此,提出积极落实《环境保护税法》、优化环境保护税污染排放的税收减免和优惠政策、制定差别化征收的环境保护税税率等政策建议。

摘要：设计有效的生态环境治理机制是处理好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的关键。环境保护税作为市场型环境规制工具,通过改变污染排放与治理的相对价格来影响企业的绿色投资决策。以2018年环境保护税改革作为外生冲击,构建三重差分识别框架,评估了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绿色投资的激励效应,并考虑环境保护税与其他环境政策的协同治理效应。研究发现,环境保护税有效激励了企业绿色投资,对重污染企业的影响更为明显。这主要源于环境保护税改革激励了企业绿色创新并引致了更多的绿色投资需求,企业也相应获得了更多的环保补助。从激励效应的特征来看,该政策诱致了企业对源头治理和末端治理的策略性环保投资,激励了重污染企业更加注重源头治理。同时,该政策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特征和协同效应,政策效果在国有企业、融资约束小的企业和税收征管力度强地区的企业表现得更为明显,并与碳排放权交易、大气污染防控、固定资产加速折旧、能效信贷和绿色金融改革等政策产生了良好的协同激励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