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据出境难免挟裹泄露个人信息与威胁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安全的潜在风险。数据出境安全评估这一重要制度安排是行政机关将数据出境风险有效化解在事前的关键一招。基于制度设计的功能定位,数据出境安全评估既是履行个人信息保护义务的现实要求,又是严守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安全重要防线的实践需要,还是促进数据跨境安全、自由流动的必备措施。目前,由于多重因素的掣肘,严重影响了评估工作的顺利开展,导致这一制度遭遇功能受限的尴尬局面。建议在现有评估制度基础上,着眼于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制度的功能定位,有针对性地予以相应优化,以期不断打破拘囿,健全与其功能特性相适配的系统性制度,确保制度效能得到充分释放。

摘要：作为党思想建设和政治建设的重要一隅,意识形态建设的有序推进意义重大,不仅可以推动社会变革与发展,确保国家安全和政治安全,还可以促进党的全面领导,巩固党的执政根基。意识形态建设目标具有宏大叙事的特点,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具有巨大的张力,为了避免表面张力导致意识形态建设目标仅仅停留于文件政策的顶层设计,应该更加注重通过有效的实践去努力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共同富裕奋斗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助力奠定主流意识形态物质基础和夯实主流意识形态制度基础。新征程上,以共同富裕奋斗推动意识形态建设,要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作为根本保证、努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打好坚实基础、持续发展高水平社会保障作为关键支撑、扎实推进高品质文化创造更好引领社会、规范构建高标准安全防线提供坚强保障,从而确保党战胜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风险挑战、牢牢把握意识形态领导权。

摘要：建党百年来,随着“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的形成,党的建设中有规可依问题已经得到根本性解决,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重心逐步由“立规”转向“释规”。党内法规解释程序能否规范化,关乎党内法规解释制度的完善、解释机制效能的释放、规范解释质量的提升等基本问题。目前,党内法规解释程序仍存在实质性要件缺失、解释程序启动门槛较高、解释草案的审批相对模糊等现实问题,掣肘了解释程序功能价值作用的发挥。应当在充分借鉴法律解释程序有益经验基础上,藉由明确解释机关和提请解释主体、明确解释通过程序的特殊比例,对党章的解释程序予以顶层设计;藉由明确解释相应环节和完善相应规定,对其他党内法规解释予以程序性规范。

摘要：作为典型的行政事实行为,违法信息行政公告虽不直接产生法律效果,但其借助声誉机制对违法行为人的违法信息(包括个人信息)进行处置,会产生特定的社会效果,也会对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造成实际影响。故而,对行政管理部门公告违法信息的行为进行程序规制尤为重要。不同类型的违法信息行政公告对利害关系人权益影响的大小和程度不同,在进行具体制度设计的时候应该综合考量所设计的理论模型是否可以容纳复杂的变量,是否足以应对实践中的各种问题。

摘要：由于制度设计的缺陷,在实践中,治安案件相对于刑事案件,往往难以有效取证,有时甚至难以有效证明违法行为的存在。要想改变现状,应该从治安处罚自身的特点出发,按照兼顾权利保障和行政效率的原则去确立治安处罚的证明标准;确立"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建立当事人依要求提供证据的制度;并完善证人保护制度,明确规定过失导致的"错证"不承担法律责任。

摘要：行政问责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进行监督,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结果的一种制度。这一制度的设立有其正当性和必要性。我国的行政问责制起步较晚,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制度设计存在缺陷;组织体系的混乱也使问责对象难以明确;缺乏统一的问责规范和完善的配套制度。应该在完善行政组织法的前提下,尽快出台行政问责条例,并健全相应的配套制度。

摘要：创新城市管理模式是对社会发展的回应,是建设服务型政府、创新社会管理模式的一大要求。而政民合作是新时代背景下社会管理创新的必然选择。遵循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为核心的城市治理理念,2012年,南京市结合多年"大城管"改革实践,充分发挥地方立法的主动性、积极性,制定《南京市城市治理条例》作为其城市治理的"小宪法"。条例中诸多闪光点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南京市城市治理的水平,也为国家今后的顶层设计和地方的城市治理立法提供了借鉴。

摘要：紧急救援与国家救助,是突发事件处置中最常见的两种权利救济措施,但两者蕴含的权利基础和制度要求却完全不同,对国家财政运作的考量也不同。在厘清两者区别的基础上,有必要提出完善制度设计的建议,促进突发事件处置中国家财政运作的法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