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在城市化及城乡一体化,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语境下,探讨艺术文化在当代乡村建设与改造中的价值形态,分析公共艺术在乡建中的融入方式和深层次的文化意涵,以区别于其他技术性、时效性的“赋能”特性。强调中国当代乡村社会在整体性和高品质建设的同时,需要斟酌不同地区综合条件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并应在赋能物质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艺术精神与审美文化对于滋润和培育当地人的丰富情感与认识事物的能力,助力地方乡村民众的社会主体意识和地方认同感。主张艺术乡建行为模式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使艺术文化对于乡村生活世界的润泽和赋能,从阶段性的经济目标迈向乡民对于自觉的生活艺术的追求与当代文化的建构。

摘要：艺术生产者个体在艺术创作和交流中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地位。艺术的交流与共享中需要艺术家的个体经验、观念与情感。公共艺术并非追求认知与审美趣味的同质化和统一性,而是在制度条件下个体经验和思维与社会之间的分享、对话和博奔。艺术个体的存在与价值需要他人在场与见证,但不是自我的消与无意识的迎合。当代公共艺术注重在地性和参与性的基点是尊重社会及利益的差异性、多样性和公共性;而艺术对于日常生活领域的关切与介入,恰恰是为了使得艺术能够与人们的内在与现实的需求产生积极而有效的对话。

摘要：手工艺美术产品的批量化、模式化和大众化的生产和营销方式,在当代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多层次、多样化需求的情形之下,已经不是主流模式,尤其是在当今国内外经济环境和市场走向之下,更是如此。传统手工艺美术,并非就是一成不变、墨守成规,而是需要不断的求变和出新,需要依据审美和市场的变化而“分众化”“差异化”和“量身定制”,以保持其艺术和工艺的特殊性和应变能力。因此,这就需要对于产业的管理、企业文化和人才培养方面做出适时的把握。

摘要：从传统的视觉经验及相关的审美心理角度来说,艺术作品成败优劣的评析依据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艺术表现中诸视觉元素的结构方式及比例关系是否得当,是否达到某种数理和心理上的和谐与平衡.西方在古希腊时期就推出了构成优美与和谐的"黄金分割"理论及符合此建构方式与比例尺度的各类艺术经典之作,成为西方早期科学理性分析和古典艺术(包括建筑、雕塑、绘画及工艺设计等)审美理想的范本,在西方现代艺术及其理论产生之前的两千多年中,对整个西方及近代的东方艺术和审美文化产生了恒久而普遍的影响.中国传统艺术也十分讲究和谐,强调艺术表现的主体与自然的和谐,与人伦道德的和谐,以及艺术自身形式架构上的协调与完满.若从大的文化视角来看,这种把"和谐"作为评析艺术作品高低得失要理的传统理想恐怕不仅限于由对艺术作品本身的关照而形成的视觉经验需求,它还可能包括人们对一般事物中存在的内在秩序及道德价值的需求.

摘要：在当代社会文化的转型、重建及多元形态之下,在自然生态及人文生态普遍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的背景之下,环境景观和公共艺术的价值理念发生着深度的演变与突破。传统形式美学的地位以及以艺术本体为基点的价值判断正面临着质疑与消解,而关注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生命体及其赖以生存的整体系统结构的广义生态学观念,却成为当代公共艺术实践及价值理论的重要导向。那些流于空泛的、笼统的"公共"概念,在当代文化情境中亦受到不同的质疑和动态的变换,公共艺术实践显现出愈加注重生态性、当代性、差异性及短暂性等具体问题的趋向,并试图摆脱单纯的审美愉悦或流于哲学思维之图解的尴尬境地,从而使公共艺术成为探索和实现广义生态学之价值要义的社会文化舞台。

摘要：从学科研究的特点和方法论上看,艺术史研究不仅要注重对作品和资料的理性研究及考古分析,也依然需要凭借史学家直觉的审美再创造及人文情感的理解力,这是由该学科研究对象的非物质性所决定的。在强调艺术史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及技术性的同时,必须注重史学中文化观念的地位和作用。艺术史研究的对象和艺术史学发展的过程也是观念的历史。艺术的"风格史"只是一种叙事的方式,但不是惟一的和全面的。在后现代语境下,艺术史学在方法上和观念上必然会走向更为多元的、开放的、多向度的舞台。其主要的趋向和特点,是从对艺术史自身的研究走向把艺术史置于社会和文化史之中的跨学科、跨地域、跨文化的研究,而非局限于线性的、单向度的和封闭的史学观念与叙事方式。

摘要：公园性质的确立和广泛的设立,是伴随着西方国家近代社会历史(主要指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以来)而展开的,是近现代城市化及市民文化的产物。在“普天之下,莫非皇土”的封建中国,公园以“舶来”的概念和形式,于二十世纪初在某些对外开埠通商较早、城市化程度相对较高、社会自治性较强的大型城市中得以萌生。公园作为城市社区机能的组构而纳入整体规划,营造城市文化生态环境及公共景观艺术之载体,自然是一种较晚的自觉,而许多公园的历史沿革,起始于皇族显贵、官宦仕人或巨商豪贾的宫苑、庄园和庭院。在现代,公园之“公”者,系指财产归属及享用权的公有性,服务对象的公众性和空间性质与管理上的开放性;“园”者,系指具有预定规划和艺匠(设计)的空间领地。 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后,欧美国家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得到了空前的高速发展,城市空间肆意扩展蔓延,工矿生产与加工形态无所不在,尤其是后工业时代城市的人口、能源、交通、通讯及整体生态环境的重重压力与恶性发展趋向,使得自然生态、动植物群类的多样性和人类千古历史文化类型的丰富与完整性遭到了触目惊心的毁灭性破坏,从而威胁到了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可持续性的延展。与此同时。

摘要：法国艺术史与美学博士卡特琳·格鲁(Catherine Grout)著述的[1](Pour de l'art dans notre quotidian.)一书,从社会学、艺术学及文化学的多重视角,记叙和阐释了西方当代公共艺术在城市公共空间建构中的某些方式和意义,它并非一部着重在纯粹的理论上进行抽象阐述的著作,而是借助对当代公共艺术的具体实践与观念的考察而进行的独到的评介.

摘要：当我们失去中国当代美术大家和敬爱的导师袁运甫先生之际，内心的伤痛、惋惜与思念实是难以言表。而当我们追思和回顾袁运甫的艺术人生及其心路历程时，面对大量留存下来的实物、文献、事件和话语片段，部清晰地显现着这样一个事实：在20世纪中后期至21世纪初期的中国美术和美术教育领域，袁运甫的艺术成就、社会贡献和诸多维度的理论观念，都闪烁着耀眼的光彩和独特的魅力，呈现出十分宝贵的艺术精神与社会文化价值。

摘要：中国雕塑艺术形态的演化是与社会的发展密切关联的。改革开放以来雕塑艺术的功能与观念形态,从20世纪50年代后延续的纪念性及意识形态化的艺术生产,逐步演变到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对于雕塑形式语言及城市美化等问题的关切。随着90年代中后期到21世纪初的城市化、商业化及国际化发展,公共艺术、生活美学及生态美学观念的渐起.“城市雕塑”的形态及内涵逐步拓展到当代城市景观和公共生活的诸多场域.本文旨在通过对于中国雕塑艺术在近70年来所呈现的形态及观念中显现的意义、转化及问题的观察,予以有限度的分析和扼要的解读。其中对于城市雕塑及架上雕塑的形态和内涵均有涉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