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实中平台算法失当现象和社会责任缺失问题屡见不鲜,引发社会高度关注并对平台经济可持续发展形成严重制约。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分析提出,构建负责任的平台算法是深化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必然要求、技术中立向科技向善转变的趋势使然、平台监管强化与算法规制兴起的重要取向。负责任的平台算法包括本体、过程和结果三个维度,分别是平台算法本身符合社会责任要求、负责任的平台算法开发设计与部署应用、平台算法决策结果对社会负责任,并具象化为合规与合乎道德、稳健安全、功能合意、社会与环境福祉、透明开放和敏捷治理六个构成要件。构建负责任的平台算法,需要通过算法主体自觉尽责、算法技术价值嵌入、算法生态互动治理和算法监管问责强化予以实现。

摘要：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协同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推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协同发展的顶层设计日渐清晰,宏观层面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协同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中观层面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行业互补分工和产业链供应链协作不断深化,微观层面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要素交叉融合以及利益共同体打造持续强化。然而,目前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协同发展还存在着多层次认知障碍、制度体系仍待优化、协同发展程度参差不齐、协同发展方式亟需创新、协同发展效果尚未充分显现等问题。新发展阶段,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协同发展,应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施策、稳步推进、协作共进的原则,建立健全协同发展的内容体系,完善协同发展的支持性政策,构建推动协同发展的激励约束和尽职免责机制,创新协同发展方式,加强协同发展的对接和典型经验传播。

摘要：新一轮数字技术产生了全新的数字经济形态和数字社会,但也引发了系列负外部性问题,数字科技伦理监管成为数字经济时代必须直面的重大现实议题,既有研究对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理论框架、监管模式和主要议题缺乏深度解构。本文立足美国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最新政策布局与监管实践,解析美国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主要主体、监管模式和重点议题,搭建面向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监管主体—监管模式—监管机制”的一般性理论框架,研究发现,美国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主体涵盖“联邦政府—州政府—行业协会—企业”等多元主体,监管模式型侧重以国会为主导的美国政府立法与标准引领型监管、行业协会和研究机构等社会组织多元参与型监管,以及企业以数字科技伦理嵌入公司治理的嵌入型自治模式的三重主导模式,监管重点议题涵盖道德式人工智能与透明、公平和可解释的算法以及数据隐私与数据伦理等核心议题。中国加快构建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体系,需要强化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立法,在分层分类思路开展数字科技伦理制度设计和政策执行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发挥地方数字科技伦理监管政策制定与执行的自主性原则,调动数字企业在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与治理方面的治理标准、行业规范、企业倡议、治理指南和操作手册等方面的引领作用。

摘要：随着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各国政府逐渐意识到有必要将数字科技伦理纳入监管范畴。系统分析英国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制度建设和实践做法,发现英国数字科技伦理的监管主体涵盖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咨询小组和委员会及网络和社区等跨政府组织、分权行政机构等;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主要面向人工智能伦理和大数据伦理,并在算法、人脸识别和数据公平等重点领域进行了政策布局;监管模式为政府部门主导、政府部门与跨政府组织上下联动以及多中心、分散式的模式。英国政府将部分监管权力下放,与跨部门数字科技伦理治理标准相结合,对数字科技伦理进行监管。英国数字科技伦理监管实践对我国的启示在于:在制度设计上,确立跨部门协作、以人为本、制定清晰的伦理治理原则和全国性标准;在监管模式上,构建分类监管体系,建立多部门合作机制,避免“一刀切”式监管;在多利益主体参与上,赋予地方政府和企业更多的自主权和责任,全面考虑多方利益主体的需求和利益,建立包容性和多元化的伦理监管框架。

摘要：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科技伦理问题日益凸显。欧盟已经形成相对完善的数字科技伦理监管政策体系,并设置相关监管机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对欧盟数字科技伦理监管进展进行分析后发现:第一,欧盟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主体包括立法层的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欧洲理事会;在制度执行层,主要包括欧盟和成员国相应的数字科技伦理监管机构;行业组织和协会则发挥着提供意见和咨询等作用。第二,监管政策布局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为重点领域,重点议题主要面向人工智能的可信赖与负责任式创新、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互联网安全。第三,监管模式与机制为欧盟统一框架引领下成员国各具特色的双重监管,注重综合性监管政策与细分监管政策的配合且多元社会主体共同参与其中。欧盟相关实践对中国开展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启示在于:在制度设计上,要注重软性约束与硬性监管相结合、全局性监管与专门性监管并行,加强双边和多边伦理监管制度建设;在监管模式上,要广泛吸纳多元主体参与数字科技伦理监管政策的制定,形成中央和地方一致且协调的双重监管,并设置相应的伦理监管机构来保障制度的有效执行;在社会生态赋能上,要加大数字科技领域的创新投资力度,推动数字科技的广泛应用和协调发展,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

摘要：研究了汽车转向节部件AlSi7Mg铝合金的组织和性能,主要通过不同保温温度和时间的固溶热处理制度,研究了固溶热处理工艺对AlSi7Mg铸造铝合金的组织和力学性能的影响规律。试验结果表明:538℃和8 h保温后,合金固溶更加充分,热处理后合金的共晶组织球化程度较高,固溶温度对共晶组织形态的影响要比保温时间的影响大得多,AlSi7Mg合金在538℃/8 h+淬火+160℃/6 h热处理状态下,材料的综合性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若材料的韧性满足产品要求,可以降低固溶热处理的保温时间,以提高热处理效率。

摘要：在数字科技主导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加速演化进程中产生了诸多道德伦理冲突与社会问题,因而构建一套契合数字科技发展规律的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体系尤为必要。在构建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有力社会”的监管框架下,本文着重梳理分析全球主要发达国家或地区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主要主体、重点议题与政策布局、监管模式等,在主要主体方面涵盖政府、行业协会与社会组织、企业等多重主体;在重点议题与政策布局方面涵盖人工智能伦理、大数据伦理、区块链伦理等方面;在监管模式方面涵盖立法主导式、“整体政府”统筹式、“泛国家”统筹式、政府部门与跨政府组织联动式、多元社会主体分散参与式等多重差异性监管模式与机制。本文认为,中国应加快构建契合中国国情的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体系,在监管制度设计方面重视政府立法的前瞻性引导作用,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监管的自主性与积极性,在监管模式设计方面需要形成政府、企业与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监管模式,在监管合作层面需要加快形成面向国际社会广泛合作交流的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体系。

摘要：公共政策性国有企业是一类非常特殊的企业,其设立的社会目的性要远远优先于经济目的性,公共政策性国有企业治理改革需要注重在承担使命、股权设计、治理结构和监管机制等方面的特殊性。本研究认为,界定公共政策性国有企业的使命需要全面分析其使命源泉、使命主体、使命定位和使命内容;公共政策性国有企业使命特殊性决定了其股权设计的特殊性;公共政策性国有企业有效治理的重要内容在于构建合意的高层管理者激励约束机制;公共政策性国有企业的监管需在尽可能降低监管制度成本的同时,确保其正当履行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职责。

摘要：推动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改革是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重要内容和战略举措,是新发展阶段推动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手段。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改革取得积极进展与显著成效,顶层设计逐步清晰,改革试点稳步推进,但也存在认知理解亟须清晰深化、身份角色仍存在错位越位现象、功能定位不准与发挥不充分、组织模式未能匹配性转型、体制机制有待深度转变、资本运营能力急需增强等问题。未来推动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改革深化与迈向高质量发展,应将实现资本增值表现优异、平台功能表现优越、业务创新协同、专业能力突出、风险防控得当、治理有效高效、机制灵活适配作为重点方向,并从归位归真三个角色、筑牢筑实三大基础、做新做活三大模式、聚集聚合三类要素等方面全方位予以推进。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动态完善顶层设计、创造有利环境和条件、制定完善支持性的配套政策,形成对推动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改革深化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引导和支撑。

摘要：现有对国有经济产业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的基本导向可以归纳为功能导向、效率导向、目标导向、需求导向和政策导向,这些方法逻辑均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和贡献性,但尚不能有效刻画国有经济产业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的完整“画像”。这里对已有的五个基本导向进行了细化,将能力导向作为补充,并针对国有经济产业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的战略方向识别、行业领域决策和实现方式设计三个纵向逻辑构面,分别构建了适应性的方法逻辑耦合,形成了国有经济产业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的整合性方法论。针对国有经济产业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的六大核心问题,即“量”“质”问题、“国”“民”问题、“进”“退”问题、“内”“外”问题、“央”“地”问题、“产”“融”问题,可以从整合性方法论中选择适宜的方法逻辑组合予以回答。整合性方法论在现实国有经济产业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中的有效应用,需要树立全局思维、生态思维、动态思维、问题思维和场域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