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求和具体行动,其兴起是合法性、合理性与可行性共同形塑的结果,其基本特征体现为数字技术驱动、系统性变革、重塑育人新形态。以数字技术与职业教育的融合程度作为划分依据,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可划分为人机交互、人机协同和人机融合三个阶段,是一个兼具复杂性与长期性的发展过程。当前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还存在顶层设计与战略协同意识缺乏、认知存在偏差、院校数字化建设能力不足、校企合作深度不够、基础设施服务水平较低、教育评价体系滞后等问题。因此,推动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需要突破理念、组织与技术三重障碍,强调“理念构建与战略协同”“院校建设与校企合作”“基础设施与教育评价”问题,树立职业教育数字化科学发展观、提升新型组织数字化建设能力、提升数字技术的服务品质。

摘要：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中的毕业要求达成评价是专业自我评价与认证组织考查评价的重点和难点。以国际上典型大学和认证组织为研究对象,分别对学校评价实践和认证组织评价制度体系作案例解析。研究表明:学校毕业要求达成评价聚焦课程质量评价,主要在对毕业要求具有强支撑作用的专业必修课和实践性教学环节中进行,采用直接辅以间接、定量结合定性、过程对照结果的综合评价模式获取数据,通过不同类型数据构建完整证据链以三角检验评价结果,综合应用定量分析评判法与定性分析描述法判断达标程度,评价过程重视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其实质是以持续改进为导向的周期性循环评价;认证组织基于工程师职业能力标准构建毕业要求框架,统筹设计毕业要求达成评价机制,通过分专业大类细化毕业要求、提供指标点分解样例、明确考查重点与实施细则、制定评价指导方针与评估量规,建立系统性、科学性、规范性的评价指导体系。

摘要：加强卓越工程师自主培育在响应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赋能原始工程科技创新、建设工程教育强国等领域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简述卓越工程师自主培育的战略意义基础上,从政策设计、改革实践、工程教育研究和质量保障论述卓越工程师自主培育的历史成效。进一步从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教师评价和协同治理等角度指出卓越工程师培育面临的关键问题与挑战。最后,在协同育人治理共同体统筹下,从学生工程实践、工科教师激励、质量评价设计、注册工程师等方面指出新型举国体制下未来推进卓越工程师自主培育的革新路径。

摘要：日本自第四期科学技术创新基本计划启动以来,助推创新生态系统建设成为其产学官合作的核心目标。为全面系统把握日本“产学官”纵深推动创新生态系统建设的合作机制,从驱动因素、规划设计、落地实践三方面入手进行分析,并以在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建设计划中被评为优秀等级的“筑波创新生态系统”项目的建设实施为案例,具体分析其运作模式。分析结果表明,在创新驱动方面,科技创新作为产学官合作主体的利益联结点推动了政府、学术界、产业界持续深入地参与产学官合作活动;在制度举措方面,日本政府从构建“产学官”知识循环体系、提升产学官合作的规模与效能、加固并拓宽产学官合作桥梁、加速推进跨界主体的深度融合入手,对产学官合作政策进行了进阶优化。案例分析表明,立足区域优势规划设计、强化中介力量以推动跨界交互、促进协同运行以实现从知识生产到创新制造的循环迭代是日本产学官合作的实践特征。借鉴日本经验,未来我国产学研协同创新推进应在顶层设计上建立完善产学研融合发展机制、在驱动主体方面推动构建多元协同创新合作体、在动力核心方面充分发挥大学的知识生产作用、在运行保障方面注重引入中介协调力量。

摘要：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在赋能产业转型升级、培养大批高素质技能型人才、推动中国式教育现代化中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基于省域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相关政策文本,在简要分析其时间与命名、机构与思想、阶段与目标三方面的外在表征基础上,着重从政治性、教育性和市场性三个维度分析各省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相关政策的价值取向。进一步,采用政策扩散机制理论,从政策扩散动因视角解析各省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扩散主要包括强制和社会建构,学习和模仿,以及竞争三种路径。最后,从顶层设计、学竞并举、弱化强制、内外协同四方面指出未来我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施路径。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专业认证制度历经理念萌芽、试点探索、接轨国际、深化改革四个阶段。从价值理念、组织架构、标准完善和程序规制深度解析我国专业认证制度的基本要素与建构特征,指出未来我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制度整体革新的有效路径,即坚持理念先行,打造国际水准与中国特色兼容的专业认证制度;优化标准设计,推进以本硕贯通为核心的弹性认证标准;加强主体协同,建构多元利益主体深度参与融合的保障机制;完善体制机制,推进专业认证与注册工程师制度的深度衔接。

摘要：德国专业认证制度的建构是全球性质量标准系统扩张、地区性高等教育一体化建设与国内工程教育改革等多方碰撞与耦合的衍化结果,是新公共管理运动背景下政府由干预性管控向支持性调控转型的实践体现。德国专业认证的建构逻辑主要体现在多方协作共治的组织架构、本硕贯通式一体化标准设计以及规范与自由兼顾的程序规制。基于与以美国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进行的比较,可以着重从弹性度、差异性、贯通性和衔接性等四个维度分析德国专业认证标准建构中的行动路径,并为未来中国专业认证制度改革进路提供借鉴。

摘要：肇始于晚清洋务运动的中国高等工程教育已有150余年的发展历史,在教育与国家的深刻互动中影响着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历程。基于关键事件法,通过文献梳理研究发现,我国高等工程教育可划分为萌芽与创立、探索与曲折、恢复与跨越、巩固与强化、创新与引领五个发展阶段。国家政策、产业变革与学科自身演化是影响高等工程教育的关键因素,三种力量协调互补、复杂交织,共同构成我国高等工程教育变革的驱动逻辑。推进高等工程教育变革,我国要以持续推进新工科建设为重点,从培养目标、利益主体、教育教学、质量保障和文化重构五个方面,培养具备复杂工程问题解决能力的卓越工程师,以产教融合推动多元主体协同育人,以项目为核心进行课程与教学设计,构建全链条的质量标准与评价体系,以立德树人引领高校文化建设。

摘要：美国工程教育认证标准随着ABET组织发展而不断演变,历经初创期、扩张期、范式转型期、精细化与规范化发展期、改革路径探索期和持续改进文化形成期。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域看,ABET标准变革受美国分权管理体制、不同时期经济政策与技术革命、自治精神与专业主义价值观等背景因素影响,由政府、专业组织、高校、工业界等多元利益主体驱动,遵循断裂均衡与渐进转型相结合的变革模式,早期标准的自我强化机制带来报酬递增,一定时期标准的锁定状态导致回报递减。借鉴ABET经验,我国应逐步构建职普融通、本硕衔接的工程教育认证标准体系,增强标准弹性、包容性、前瞻性与导向性,把握标准变革的关键节点并打破消极路径依赖,构建多元主体参与标准变革的治理网络。

摘要：产学研融合作为增强国家与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主要战略途径,被各国、各地区视为整合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提升科技创新效率以及带动科技人才培育的重要举措。日本自以制度化推进产学官合作以来,面对各发展阶段的国际竞争压力与自身发展阻碍,中央政府在提升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的利益驱动下型塑着产学官合作制度的发展方向,并在多元主体的协作实施下推动产学官合作制度以渐进性变迁路径和强制性变迁模式持续演进。基于理性制度选择主义纵向解析日本产学官合作制度的演进逻辑发现,日本产学官合作制度始终遵循“知识增量—科技创新—经济发展”的制度理念,将创建良好的政策环境以引导组织行为作为制度目标,并将提升关键主体的耦合程度视为制度重点。但同时,在制度设计层面存在相对忽视地方政府职能、在制度推进过程中中央政府过多干预以及在制度落实中多元主体跨界壁垒持续阻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