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梳理清宫档案及相关作品,总结出乾隆御书瓷器的烧造流程,及不同情况下御书瓷器内容和样式的钦定程序,归纳出乾隆参与书写和样式审定、参与样式审定、按旨意直接烧造、按旨意刻制等四类情况。瓷器上的御书以楷书为主,且多体兼备,书风典雅醇正,以适用于庄重场合;乾隆将纸上书法的视觉特征和要素移入到御书瓷器中,达到诗书画印与瓷器的完美融合,从而展示自己高超的文学艺术造诣。瓷器是乾隆行乐图中的重要意象,乾隆又亲自参与设计,因为瓷器是承载文人风雅的器物,可以彰显其审美品格。乾隆对于古代瓷器的御诗题刻和对瓷器烧造过程的大量干预,体现出他作为帝王之尊的权威,并刻意塑造精通汉文化的儒者形象,以争取在历史中占据崇高地位。

摘要：20世纪20年代,诸乐三在沪上问学习艺,前后长达近20年之久。在此“上海时期”,他曾在多所艺术学校任教,参加了许多社团与展览,艺术创作也不断进步。本文在对这一时期诸乐三的相关材料整理、分析的基础上,梳理出诸乐三在上海的艺术活动脉络。诸乐三参加了许多社团与展览,丰富学识,建立了广阔的人脉,是近代美术教育的先驱者。

摘要：来楚生是一位极具代表性的海派艺术家,书、画、印三艺皆自成一家。本文主要讨论来楚生的行草书,认为其前期专宗黄道周是出于对其人格的崇拜,以及潘天寿、朱复戡两位老师的影响,至晚年变法期多得魏晋诸贤笔意,形成了遒劲纵逸的行草书风格。他将行草书意趣融入到篆刻、隶书、绘画的创作,因此而提升了作品的内涵。

摘要：来楚生Lai Chusheng来楚生(1903—1975),原名稷勋,字楚凫,号然犀、负翁、非叶等,晚年易字楚生。浙江萧山人。诗、书、画、印四绝的著名艺术家。书斋名有然犀室、安处楼。其肖形印熔汉画像、古肖形印为一炉,在印坛上冠绝古今,无出其右。有《来楚生画集》《来楚生法书集》《然犀室肖形印存》等行世。随着20世纪中西文化之间的碰撞、融合,以及传媒的发展,艺术生态环境得到了较大的改善。有组织、有目的的艺术机构开始出现,如学校、社团、研究会等。特别是美术学校,它是艺术发展的主战场之一。许多知名艺术家聚集于此,学生们毕业后也逐渐成为艺术界的中坚力量。

摘要：一位书家欲要成为书史中的经典,不是单凭艺术水平决定的,历史上不乏生前造诣绝伦、影响广泛的书家,逐渐埋没于历史之中。倘若书家在世时未进入主流,而存世作品较少、相关史料的留存不足、取法和其作品收藏者不多,会导致一位书家逐渐销声匿迹。而何绍基在这几方面占有极大的优势,他出身名门、科举入仕且学识渊博并结识了许多社会名流。

摘要：清代书法家何绍基在身前就备受推崇,身后作品广为传播,益为世人重视,逐渐成为书法史中不可磨灭的经典。通过发掘大量材料,认为何绍基有“以书名世”的意识,同时何绍基友人对其书法的认同、推崇和赞誉,推动了其在世时书法的传播和声誉。何绍基有意识地索看、收藏佳帖名迹并题跋品评,这种行为增加了名迹的附加值,反过来也推动了何绍基书法的传播。最后,以曾熙为中心的交游圈对何绍基作品的收集、品评、题跋等行为,极大程度地总结并提高了何绍基的书法成就和地位,是其书史地位构建过程中的关键一环。

摘要：19世纪中叶,上海开埠并在随后的数十年中迅速成为远东地区最为繁荣的港口和金融中心。繁华的“十里洋场”不仅以前所未有的安定和开放之风,衍行生出中外移民庞杂而多元化的社会形态,同时又以其无可比拟的社会宽容度、人文涵量,接纳各个阶层的人前来淘金、谋生、避难。

摘要：中国传统的书籍线装形式在二十世纪逐渐被西式开本所替代,封面仅有一个题签不能满足时人的审美,于是封面设计渐渐兴起。鲁迅、陶元庆、钱君等人开启了中国封面设计的"征程",创作出了许多经典的作品。在这些人之中,以钱君创作数量最多、持续时间最长,并出版了许多相关理论书籍和画册,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摘要：艺术家个人风格的形成常常受到时代背景、艺术思想、心境、取法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其中心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立足于来楚生晚年的四层心境来分析由此产生的风格转变,进而探究其心境与创作之间的互动关系。来楚生的一生经历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丧亲、"文革"、病痛等诸多事件,使得他在晚年产生了欣然、怀念、痛苦、豁达四层心境,并形成了与之相对应的灵秀清逸、静穆平和、豪放泼辣、遒劲恣肆的四种风格。

摘要：吴昌硕是海派绘画大师,其画作富有金石气,用色鲜丽并经常长题诗文,独树一帜、成就颇高。吴昌硕的弟子,多供职于上海地区的艺术院校,他们通过教学行为将吴昌硕画风传播给了下一代,学生毕业后有留校任教者,如此便形成了传播的循环链,使得“吴派”画风影响深远。受吴昌硕影响的画家众多,其中诸乐三的绘画清雅平实,来楚生淳朴野逸,他们皆在传承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是“吴派”的中流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