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化产业政策既是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举措,也是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的保障。定性和定量是评价文化产业政策实施效果的两种方式。为了避免定性分析带来的主观性、不确定性等弊端,文化产业政策研究越来越重视量化评价。PMC指数模型是一种定量的政策评价方法,其具体过程为:首先建立10个一级变量,根据文化产业政策文本高频词确定二级变量,然后运用ROSTCM6文本挖掘对每项政策二级变量进行赋值,通过一级变量代入公式完成一级变量的计算,再通过一级变量结果代入式计算各项文化产业政策的PMC指数得分,最后根据得分确定政策等级。在此基础上,我们运用PMC曲面的方式进行对比,以直观地显示出多维坐标空间中待评价政策的优势和劣势,从而提出文化产业政策优化路径。

摘要：在全球影视产业调整叠加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中国影视产业正在加快行业和企业洗牌。目前,中国区域影视产业发展形成了影视全产业链型、影视拍摄导向型、影视投资导向型等3种类型。从广播电视节目制作机构数量来看,北京、上海、杭州、霍尔果斯位居前列;从重点影视企业聚集度来看,北京和长三角地区占全国八成以上;从院线数量来看,全国重点城市的分布较为均衡;从电影票房来看,广东、江苏、浙江、福建等4个沿海经济发达省份和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大一线城市的票房贡献最大。重点区域影视政策主要集中在影视制作、影视播映与获奖、影视企业与人才、影视投融资与影视活动等4个方面,各区域应加大对影视剧本原创、影视制作人才、影视科技研发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力度。重点区域根据区域特色、文化资源、政策许可等因素,选择了影视基地、影视制片、影视科技、影视政策等驱动区域影视产业发展的路径。在区域影视产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背景下,各区域应加速优化影视政策和发展路径,提振影视文化消费,促进区域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

摘要：戏剧表演是一种在场的艺术,其身体的在场及不可复制的艺术特性决定了戏剧表演的产业化属性。20世纪中国戏剧表演有供给制、资助制、票房制和众筹制等四种产业化路径,在不同历史时期发挥了各自独特的作用,这也是戏剧表演的主要生存方式。在对比分析美国纽约百老汇和英国伦敦西区的戏剧表演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中国戏剧表演既不能完全实行供给制,又不能绝对产业化,而应该采取以政府为主体实行供给制,以观众为主体实行票房制,以社会组织为主体实行资助制相结合的新模式。

摘要：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70周年线上纪念演出于2022年6月举办,在微信视频号及微博、抖音、快手等平台直播,全网累计观看量高达6500万人次,掀起了线上观剧的热潮。这种热潮能否持续推动演艺产业发展,剧场演出该如何应对数字化趋势,“云演艺”如何解决在场性缺失的矛盾?

摘要：进入工业文明以来,艺术从重视审美价值到批判交换价值,再到肯定产业价值,经历了从矛盾走向融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文化产业逐渐形成了政府部门、高等学校、研究机构、文化企业、传播平台、中介组织等六大主体,每个主体在不同层面发挥着独特功能,并从政策、理论、实践等层面构建了现代文化产业体系。这种文化产业体系包括文化需求、文化科技、文化产品和文化传媒等要素,其中文化需求居于核心地位,文化产品的开发是为了满足或创设文化需求,文化传媒拓展了文化产品的传播范围,从而使文化产品满足数量更多、范围更广的文化需要,文化科技则是文化产品和文化传媒为满足或创设文化需要的技术保障。各种要素之间的联动效应促进了艺术与工业的融合及规模化生产,构建了完善的产业链,推动文化产业全面发展。

摘要：身体是人类自我认识过程中所面临的首要问题,西方哲学史从古希腊到笛卡尔,再到黑格尔以降的现代哲学中都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戏剧家阿尔托不仅吸取了先哲们的哲学思想,还尝试通过残酷戏剧的方式寻求一种身体表达方式,虽然其戏剧实践屡遭失败,但是无法改变他追求身体的感官价值、身心合一及其身体的自由意志的决心,并且通过阐述戏剧与瘟疫、炼金术、残酷以及再现与在场等问题,形成了相对完备的残酷戏剧理论和身体美学思想,与布莱希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一起被誉为20世纪戏剧理论史的三大戏剧家。

摘要：中国当代戏剧根据艺术形式和创作方法进行分类,主要有戏曲、现实主义戏剧、"样板戏"和先锋戏剧等四种形态,这些戏剧形态都交织在现代化与传统化的张力结构之中,在各个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两极分化、单极发展和三足鼎立等独特格局。戏曲和现实主义戏剧在"十七年"时期分别经历传统的现代化和现代的传统化过程;"样板戏"则融合传统的戏曲形式与现代的戏剧理念,是戏剧现代化和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在一个特殊时期的独特呈现;"新时期"的戏曲、现实主义戏剧和先锋戏剧,分别对应三种文化传统,即古典文化传统、社会主义文化传统和"五四"文化传统,它们都在现代化与传统化的张力结构中寻求各自的发展,而这种张力结构最终取决于现代性的悖论。中国当代戏剧的最终走向是从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走向传统与现代的融会,从单一的文学性走向文学性、剧场性和表演性的综合。

摘要：20世纪以来,东西方戏剧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误读与回流:西方戏剧在误读东方戏剧的基础上建构新兴戏剧理论,这种蕴含着东方戏剧的文化因子的新兴戏剧理论又回流到东方,使东方戏剧在西方戏剧理论的冲击下重新挖掘自身的戏剧传统,最终实现融合之后的双重超越。本文以阿尔托及其残酷戏剧为例。阿尔托在戏剧思维、戏剧语言和戏剧理念等方面有意或无意地误读东方戏剧,强调戏剧与生活的合一、身体语言对言语语言的超越,希望以身体的残酷与激情来激起西方戏剧的重生,最终形成残酷戏剧理论;残酷戏剧理论不仅带来西方戏剧的革新,还回流到东方,对中国、日本等东方各国戏剧产生巨大影响,并且让东方戏剧重新审视自身传统戏剧中所蕴含的具有无限生命力和可能性的艺术精神。

摘要：2009年,一部话剧挽救了中国话剧票房。这部话剧名曰《窝头会馆》,由张和平监制、刘恒编剧、林兆华导演,由何冰、濮存昕、宋丹丹、杨立新、徐帆等担纲主演,从监制、编剧、导演到演员,都堪称完美。更为完美的是此剧的票房,打破了中国当代话剧史的多项纪录,

摘要：阿尔托的"残酷戏剧"理论虽是20世纪戏剧史上的重要理论资源,但其"残酷戏剧"的实践却并不多,他唯一演出过的"残酷戏剧"是根据雪莱的诗剧和司汤达的小说改编的《钦契》。本文试图从各种原始文献中挖掘出此剧排演的背景及整个过程,以阐明阿尔托的物质化、身体化的舞台呈现与导演艺术,并进一步地深刻领会"残酷戏剧"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