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站在新世纪的高度回溯近百年来的中国史研究,人们会感到一个明显的事实,即人们过于将历史研究现实化,赋予它意识形态的特性,而忽视了历史本身的性质。农战史研究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上世纪初叶,在辛亥革命浪潮的波及下,太平天国研究一度兴盛,二三十年代短短20年间,出版的太平天国史著作近30部之多,在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了高度集中的学术论题;接着到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则将整个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史研究提到了相当的历史高度,人们简直就将历史上的农民战争看做是现实中国革命的直接序幕;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史研究,更将农战史研究装扮成一朵耀眼的明珠,40年间发表论文4000多篇,出版著作300多部,在史学研究领域形成了趋之若骛之势;而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现实生活中阶级斗争问题的鲜有提及,随着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迅猛过渡,加之建立稳定社会秩序的目标日益迫切,农战史研究则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冷漠。从学术自身发展的要求出发,围着意识形态转的现象应该得到改变。对于传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农战史研究来说,今天是到了一个需要认真回溯、总结、清理并使之终结的时代。但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几千年的农业社会一直延伸进今天的时代,农民问题、农民的历史和现状,是我们认识国情的最为重要的方面。所以,抛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农战史和农民问题研究、乡村社会研究等等,仍是一个需要深入开掘的领域。所以,我们今天重提农战史研究,希望从新的历史高度对之重新审视,用新的视角、新的方法和反思的精神,清理以往的研究,开拓新的思路,以期使被极度冷落的农战史研究,再次成为历史研究的新的生长点,并绽开出比传统的“五朵金花”更为娇艳、也更富有生命活力和科学魅力的史学鲜花。本期所选用的几篇笔谈短文,表达着编者对农战史研究复苏和新生的热切期待。

摘要："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是商鞅在总结六国变法的历史实践和学者制度设计的基础上推行的治国方针,并非秦制独然,秦始皇"焚书"又把这个传统推向极端。汉代继续了秦"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政治传统,张家山汉简《史律》更丰富了对这一传统的认识。二者的差异在于,汉朝的教育是官、私并举,儒法互通,从而奠定了中国政治传统的教育和思想的基石。

摘要：秦汉时期,里的形态和功能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在秦和西汉初期,里是以土地国有制为基础的统一规划、设立于城邑之中、控制基层社会的基本单位,里民的生产、生活都要在国家设定的轨道中运行。随着土地私有化和经济结构的变动、人口的增加,里不断地向四野发散,乡村社会迅速发展,里的生产管理职能淡化,里民之间因身份等级分区居住的秩序因为爵位的衰变而改变,邻里之间“居处相察、出入相司”的彼此监督关系逐步地让位于互助关系,宗族血缘关系日益向基层政权的运转之中渗透,国家力量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处于弱化之中。这个过程,始于西汉,发展于东汉,是两汉社会结构变迁的标志。

摘要：由中国史研究杂志社和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合办的“中国古代国家制度与社会建设”高端论坛于2015年11月6一日在苏州大学成功举行，全国各高等院校、研究单位的60余位学者出席会议，以大视野、长时段的学术眼光，以社会建设为基点，从国家制度的指导思想、程序设计、历史实践等不同层面，突破断代研究藩篱，站在时代的高度，对东周至清末不同阶段的国家制度与社会建设的历史进程进行系统考察；从宏观的理论适用到具体的历史文献解读、从全局性的综合研判到地域性的个案分析、从思想观念到具体社会实践，予以深入分析，把古代国家制度与社会建设的历史认识推向了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