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优化增值税制是新时期建设现代税收制度的重要内容。为此,立足于中国式增值税现代化的典型事实,考察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功能变化,统合外部税制结构与内部制度设计,探索新时期增值税法的应然定位与优化方向。当前,在中央财政控制力与地方政府积极性之间取得平衡,始终是中国增值税法设计的核心议题。面对改革开放初期的种种约束,中国复合税制重建必须依赖以增值税为代表的流转税。在平衡地方财力与中央财政控制力的过程中,增值税促进中央税权集中的功效被不断地放大与强化,并使得中国最终形成以增值税为主体的复合税制体系。在现行税制结构下,欲稳定地方财力并维持中央财政控制力,必须继续借助增值税维持税权集中,推进中国式增值税现代化。鉴于此,中国增值税法应从“先分成后集中”转变为“先收税再分享”。具体设计如下:增值税朝中央税定位方向全面调整,继续采用生产地原则征税,最后按照消费水平在地方政府之间分成。

摘要："数字经济"应否征税以及如何征税成为世界各国探讨的问题。从兴起背景来看,欧盟"数字税"的制度初衷在于,作为临时措施以填补长期方案落实的"空窗期"。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数字型企业与传统企业的税负不均问题,但这并不能作为各国通过单边措施推进"数字税"的依据。从法国"数字税"实践观之,相关课税要素的设计存在明显的歧视性。无论被定性为直接税还是间接税,"数字税"只能作为一项临时措施。从国际税制角度来看,单边"数字税"只会表现出"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加剧国际税收竞争。短期来看,中国既要及时更新税法规则回应数字经济,也要防备"数字税"外衣下的"非关税壁垒";长期来看,良好的税制设计才是税收全球治理话语权的基础,回到问题本身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摘要：中国正推进消费税改革以健全地方税体系。现有研究更多关注必要性问题,而忽略体系性方案之构建。《消费税法(征求意见稿)》仅授权国务院进行消费税改革试点,实际上回避了改革的核心问题,仍属于"税制平移"。在减税降费背景下,消费税改革将有助于促进地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核心问题为,在不赋予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前提下,消费税如何改革才能引导地方政府改变经济发展模式以表达其利益诉求,最终健全地方税体系。而将现有税制直接平移为地方税可能会产生诱发地区间恶性竞争、加剧地域发展不平衡、扭曲地区产业结构的风险。为使改革更具针对性,首先应依据核心目标划分消费税税目类别,使具体目标与税目相对应;其次根据税目类别设计征收环节,尽量避免税制目标被地方政府竞争税收所影响;最后根据税目类别与征收环节设计收入分配方案,避免加剧地域发展不平衡。

摘要：数字经济的崛起正加剧征管资源有限性与纳税人生产活动复杂性之间的根本矛盾,以数治税不应只关注纳税人遵从度指标。当前税收治理需要进一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征纳成本,减少监管障碍。在人工智能时代,算法治税已成为税收治理的必然趋势。通过税务执法智能控制机制降低税收执法成本、通过税收政策智能推送机制改善税收遵从成本、通过税务风险智能监管机制重构税务监管思路,算法治税将实现税收治理质的飞跃。随着算法治税的基本思路被税收征管改革文件明确,当前阶段应在宏观层面确立算法治税的法律地位,在中观层面确立算法治税的法律价值位阶,在微观层面确立算法治税的法律规则,以确保算法治税顺利嵌入现行税收行政体系。

摘要：国税地税合并后,省域税务机关采用了双重领导模式。由于具体设计较为模糊,且依据不明,需要反思其必要性与合理性。自分税制改革开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直处于改革的核心地带。为激励地方政府积极性,国务院决定分设地方税务局。为避免地方保护主义的扩张,最终实行双重领导模式。实际上,此次改革后的省域税务机构是国家税务总局的分支机构,对其采用双重领导模式的原因也在于激励地方积极性。但随着税收征管技术的进步,税收法定主义的逐步落实,利用双重领导模式激励地方积极性的效果已越来越不明显,垂直领导模式更加有利于税收治理的现代化。故双重领导模式只是暂时的,并可预见,未来省域税务机关必定会回到垂直领导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