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儒教与道教》是探索中国社会基本结构的经典,也是一部比较历史社会学研究的典范。本文试图梳理出韦伯理解中国社会构造的核心线索,并重点分析了家产官僚制及其相应的制度安排。韦伯呈现的中国图像是以家产官僚制为核心的帝国体制。该体制由于高度重视行政安全,在制度设计上的分权制衡不当而衍生出一系列非预期后果。它在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面临"有限集权与粗放行政"的悖论;其科举制诱导并强化了士人阶层的现实利益,进而降低了士人的道德自律;家产官僚制的膨胀而导致组织资源的单一,也特别有利于家产帝国扩大支配的社会基础。此外,宗族组织中的自然伦理关系以异化形式扩展到社会生活,从而束缚了个人的自由突破。基于此,家产官僚制有助于我们深入帝国治理的制度逻辑及其路径依赖。

摘要：从行政官僚化角度看,封建制到郡县制的实质转变是以官僚政治取代贵族政治。着眼于封建制到家产官僚制这一历史转变,本文揭露了封建制与郡县制在文化精神与制度上的本质差异,并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家产官僚制及其相应的制度安排。韦伯所呈现的中国图像是以家产官僚制为核心的帝国体制。该体制高度重视行政安全而导致制度设计上呈现复杂的分权制衡,致使在繁密的制度中带来了以皇权为中心的集权效应,也必然降低地方政权的行政效率。故此,帝国面临"有限集权与粗放行政"的困境,其科举制诱导并强化了士人阶层间的利益竞争,降低了士人的道德自律,进而也变相地增强了科举制的社会整合功能。而家产官僚制的膨胀导致组织资源的单一化,特别有利于家产帝国扩大支配的社会基础。基于此,家产官僚制有助于我们深入探究帝国治理所折射出的制度化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