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设计精细化制度实现精细化治理是有成本的,因为设计可有效执行的制度需要可观察且可证实的"硬信息",而制度设计者对"硬信息"的搜集、处理、写入以及执行者对制度的理解都是有成本的。在信息技术条件不能满足精细化制度对信息的要求时,试图通过设计更精细化的制度实现精细化治理反而会带来更高成本。而且环境越复杂,制度成本越高,这可能导致现实中的最优制度反而越简单。运用该思路我们还可以发现,缺乏"数目字管理"传统,以"简单粗浅"的道德治国可能更适应古代中国的特点;备受诟病的"一刀切"制度可能是复杂环境下"最不差"的选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对于制度设计的意义,在于提供了以低成本方式获得、处理制度必需的可观察且可证实信息的可能。

摘要：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是第一代不完全合同理论受质疑的原因之一。不完全合同的内生性是第二代不完全合同理论的关键特征。合同完全的代价是复杂环境和缔约方有限的缔约能力导致的事前成本;合同不完全的代价是缔约方需要事后花费成本进行再谈判或协调。最优合同应最小化这两种成本。基于机制设计方法寻找导致缔约方选择不完全合同的结构性环境是一重要思路,但研究离现实越来越远。基于有限理性和行为因素的研究富有潜力,但仍待发展。

摘要：垄断的下游企业可与两个研发单位中的一个组成三种组织形式:相互独立、战略联盟和一体化.在研发竞赛中,相关研发单位与下游企业间的不同组织形式会影响另一研发单位的上游市场进入决策及投资决策.在相互独立和战略联盟两种组织形式下,研发单位都进入上游市场进而下游企业有着双重研发外包渠道.然而,战略联盟恒占优于相互独立.在战略联盟与一体化的比较中,尽管一体化可享有灵活性收益,但另一研发单位不进入上游市场进而下游企业的研发外包渠道被削减;而在战略联盟的组织形式下,下游企业虽不能享有灵活性收益,但能拥有多重研发外包渠道.其结果是,如果新产品市场规模的不确定性较大(小),那么一体化将(被)占优于战略联盟.

摘要：在以医药产业为代表的产业的研发外包过程中,委托方追求商业化目标,代理人追求学术化目标。由此终止权的配置就至为重要。如果代理方所致力于筛选的先导化合物的学术(商业)化程度小(大)于某个临界值,那么作为委托方的企业会将终止权授予给代理方;而如果该先导化合物的学术(商业)化程度大(小)于某个临界值,那么委托方将保留终止权。随着执行性工资与先导化合物总价值的比值的增大,委托方不授权的区间将缩小;在执行性工资与先导化合物总价值的比值较小(大)时,委托方授权的区间会随着该比值的增大而扩大(缩小)。委托方的授权是具有社会效率的,而当代理方所筛选化合物的学术化程度很大时,委托方的不授权是社会无效率的。既有的经验性证据在很大程度上验证了上述部分结论。

摘要：企业在研发外包的过程中通常会面临着由合同的不完全性、知识的非独占性以及累积性创新的不完全替代性所带来的各类成本，而研发外包之所以能够更多地进行是因为在现实操作中存在着缓解这类成本的治理机制。在此基础上，本文以企业为主要参考点通过文献综述重点考察了作为治理机制的研发外包的最优组织形式，研发外包中的合同设计以及公共政策层面和企业层面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尽管上述不同层面上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信息泄漏问题，但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增加并不一定就能够促进企业更多地进行研发外包。为此，本文还考察了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与企业研发外包决策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