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利用1995~2004年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定量评估了外国直接投资对于中国技术创新的影响。文章认为:FDI的流入会对我国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产生促进作用,FDI对于我国外观设计专利申请量的正向影响程度最大,对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影响次之,对于发明专利申请量的影响程度最小,并且要使FDI对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的增加发挥促进作用还要跨越一定的“人力资本门槛”,而我国大部分西部地区和一部分中部地区并没有达到这个人力资本门槛;FDI对中国技术创新的影响也存在着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在东部和中部地区,FDI的进入有助于这两个地区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并且FDI对于东部地区技术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要大于其对中部地区技术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FDI的进入对西部地区技术创新水平的增加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另外即使在外资溢出效应较为显著的东部地区,FDI对不同类型的专利申请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异性,FDI对于以发明专利表征的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要远远小于其对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的影响。

摘要：作为一项新区域政策,随着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日益由单极驱动转向多极增长,国家相继批复了多个国家级新区,新区的区域布局、批复目的以及央地博弈策略也都发生了较大变化。目前国家级新区的发展实际与发展目标存在着一定背离,且部分新区背离呈现日益严重态势。总体上,国家级新区发展普遍存在顶层制度设计和基层先行先试创新的央地良性互动还未形成、有效协同内部利益的发展体制保障还未理顺、地方政府主导土地运营的投资拉动模式还未摆脱等三大困境。在促进国家级新区可持续发展上,应强化中央政府对国家级新区制度统筹的顶层设计,地方政府应创新利用好先行先试的政策许可,构建适合自身的管理体制保障,积极探索区域开发和治理新模式。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区域发展思路先后经历了四次明显的调整:生产力内地重点布局的均衡发展、效率优先东部重点的非均衡发展、减缓沿海内地发展差距的协调发展以及多极增长统筹发展。当前,京津冀协同发展、自贸区和一带一路战略分别从区际协同和对外开放方面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了中国经济发展空间。在未来我国区域发展应完善针对性的差别化而非一体化的政策保障、强化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良性互动的手段保障、深化相关方利益协调的机制保障以及构建区域管理立法的法制保障。

摘要：京津冀协同发展面临着三大关键挑战:三地产业结构差异明显,难以形成产业良性互动;发展差距过大,促使要素单向流动;缺乏协同治理机制,导致"三者共输"。京津冀不平等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三地背后各自为战的利益出发点、中央相关制度设计以及非政府力量发展迟缓的共同作用使得京津冀协同发展比较艰难。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央无意的"错位"及有意的"缺位"下,在津冀地方政府无法打破"首先为北京(即中央)服务"的政治态势下,在京津冀未能构建利益协调机制下,真正市场意义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将是一个长期的宏伟目标。

摘要：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三年以来,三地协同共赢的发展格局正在初步形成。京津冀协同发展主要集中在三地交通基础设施互通互联、区域环境联防联治,以及以首都非核心功能疏解为重点的三地产业协同发展等三方面。但三地基础设施互通互联仍然以人员和货物更便利进出北京为重点;区域环境联防联治举措更多采取科学性和落地可行性均较少考虑的行政命令手段;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由于一些逻辑难题以及相关配套措施缺乏而存在进展迟缓特征。在未来三地协同发展上,应逐渐实现三大转向:更多中央理性顶层设计为主转向基层主动创新为主,更多行政命令为主转向市场化调控为主,更多依赖北京资源外溢为主转向津冀自身创新发展为主。

摘要：创新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大局中处于核心地位,而当前京津冀创新资源分布呈现出以北京为单中心的极化特征,且越是高端资源,三地差距越大。涉及到区域间利益关系调整的跨区域创新共同体合作也存在着市场失灵的现象,单纯依靠市场之手,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构建显然面临着巨大挑战,因此三地有为政府合作对于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构建就具有突出的必要性。但当前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中的政府合作存在着较小约束力的行政协议较多、较多强制性的法律法规较少,宏观的决策层面较多、微观的执行监督反馈层面较少,利益共赢的计划合作较多,利益冲突后的协调机制较少等特征。为加快推动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向纵深拓展,应以中央政府的理性顶层设计为基础、三地政府的主动先行先试为突破、高效协同的合作载体建设为抓手、非政府主体的充分发挥为支撑,各方协同,多措并举,以取得良好效果。

摘要：本文运用我国29个省、市、自治区从1995到2003年的面板数据定量地评估了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创新(用专利申请量来表征)作用的影响。结论认为:FD I对于中国的技术创新会发挥积极的影响,但前提是要跨越一定的人力资本门槛;FD I对我国外观设计的专利申请量影响程度最大,而对发明专利申请量影响最小,对实用新型的专利申请量影响次之;另外FD I对中国技术创新的影响也存在着明显的区域性特征,FD I对东部地区专利申请量的影响要强于对中部地区的影响,而FD I对于西部地区的专利申请量几乎没有影响。

摘要：相对于更多由政府主导的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及区域环境联防联治,基于市场共赢的产业协同才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最持续支撑。以天津、河北和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合作共建的协同创新共同体为例,通过分析梳理其主要特征,发现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主要面临中关村企业较难实现转移、津冀产业承接能力弱、中关村企业转移缺乏持续性、北京新布局以及雄安新区建设等导致中关村企业更多处于观望状态等发展困境。发展与完善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可以从中央统筹顶层设计,地方政府创新先行先试;构建权责匹配,多层次的制度化合作机制;找准产业创新协同对接点,构建高效优质服务体系;聚焦重点创新共同体建设,积极探索协同发展新路径等方面着手。

摘要：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3年以来,三地协同共赢的发展格局正在初步形成。京津冀协同发展主要集中在三地交通基础设施互通互联、区域环境联防联治以及以首都非核心功能疏解为重点的三地产业协同发展等三方面。但是,三地基础设施互通互联仍然以人员和货物更便利进出北京为重点,区域环境联防联治举措更多采取行政命令手段,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由于一些逻辑难题以及相关配套措施缺乏而进展迟缓。在未来三地协同发展上,

摘要：作为发展较落后地区,地方政府在新兴产业发展带来的省际间"同一化"机遇下,充分整合和利用自身禀赋优势,促进相关产业链条落地生根,并以此为突破口,协同相关资源构建产业生态集群,进而实现换道超车是贵州大数据产业跨越式发展的成功经验,这对于以煤炭等资源型产业为主导的山西转型发展具有较好的借鉴作用。在大数据产业发展上,山西应充分利用已有优势,积极吸引北京数据资源入晋、同时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把煤炭数据交易作为突破口、地方政府加强统筹协调,构建大数据生态系统、健全保障体系,提升山西大数据产业的吸引力和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