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家安全风险是风险中的风险,要以规则的确定应对风险的不确定。国家安全立法模式决定了国家安全立法的质量和效能。我国国家安全立法模式是在宪法指导下的复合立法模式,其中发挥核心作用的是“行政法+刑事法”的双轨制立法。当前我国国家安全立法模式存在宪法协调政治和法治的关系仍有不足、重要立法定位不明和位阶冲突、立法相对滞后且主要分布于传统安全领域、“小切口”立法附随了“碎片化”效果、双轨制立法不同步等突出问题。要重点完善宪法指导下的双轨制立法:加强宪法顶层设计,为国家安全法治提供重要的宪法遵循和宪法依据;重视发挥行政法前置性立法的先发优势,避免陷入“科林格里奇困境”,逐步推进国家安全法律法典化的进程;刑法充分发挥保障法作用,分阶梯对接行政法,统筹好扩张和谦抑、预防和惩治等关系。

摘要：中国贿赂犯罪立法的交易禁止格局立基于国家经济体制,先后经历了以覆盖交易范围为目标和以强化禁止力度为目标的两大发展阶段,最终确立了以对价关系为犯罪构造核心、以对向犯为立法架构基础的犯罪治理主基调。然而,坚持以交易禁止为核心的犯罪治理策略和立法设计思路,一方面将进一步激化犯罪治理的供需矛盾,另一方面将持续加大囚徒困境的构建难度。审视交易禁止格局的形成与发展,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引发的“政治—社会”权力格局调整是第一动力,而回应性立法模式混同了交易型腐败与贿赂犯罪是困局根源。要突破交易禁止格局的犯罪治理瓶颈,就需要先明确贿赂犯罪的非即成性“以权谋私”本质,再厘清利益冲突与权钱交易的位阶关系,最后沿着“违纪—违法—犯罪”路径构建新犯罪治理格局。

摘要：政治宣传作为国家竞争的隐性手段,正在向计算政治宣传转型。人工智能主导的政治宣传在国家安全方面的风险已经逐步显现,而全面评估人工智能技术对国家安全治理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将是解决这一技术安全悖论的关键。计算政治宣传是政治宣传在人工智能时代的特殊形式,以虚拟社群、社交政治机器人、散播虚假信息等形式自动运行,通过煽动情感和定向政治叙事,来撕裂社会和制造混乱。计算政治宣传将从全球治理有效性、国家战略竞争平衡性、社会秩序有序性以及信息传播的真实性等方面带来政治安全风险。我国应重视计算政治宣传,开展网络治理。在顶层设计上,应制定顶层应对战略,增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底层逻辑上,提升国家情报预警能力,构建风险评估机制与保障体系;在治理范式上,拓宽多主体平台参与治理,增进国家间信任形成;在传播战略上,强化国家战略传播能力,加快全球传播体系建设;在公共教育上,提升各主体算法素养,增强全民媒介安全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