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宋徽宗崇宁（1105）九月，朝廷设大晟乐府。府中网罗一批懂音乐、善填词的艺术家，一时形成创作风气，后人称其为“大晟词人”。作品传世的有七人：周邦彦，字美成，存词186首；晁端礼，字次膺，存词142首；万俟咏，字雅言，存词27首；晁冲之，字叔用，存词16首；田为，字不伐，存词6首；徐伸，字干臣，存词1首；江汉，字朝宗，存词1首。南宋以来所讨论的大晟词人限于这七位。这些词人任职大晟或先或后，彼此间的创作个性差异很大。

摘要：唐宋诗之差异,与科举制度演变有非常密切的关联。唐代进士科逐渐形成"以诗取士"的制度,纳卷、行卷在其间发挥了重大作用。宋代科举制度逐步建立起完善的糊名制和誊录制。科举录取,"一切以程文为去留"。故宋代纳卷消亡,行卷衰歇。宋代士人由此转向闭门苦读。宋人因此缺少生活和情感阅历,缺乏创作激情。与唐人比较,宋人作诗的热情和投入时间都锐减。配合行卷过程,唐人科名有成之前,必须外出漫游,同时饱览沿途风光,创作出大量风景诗。既写出千姿百态的风光景物,又融入唐人求仕过程中喜怒哀乐之复杂情感。宋人被逼向闭门苦读之后,风景诗大都作于登第入仕之后,诗风转向从容平和。身份与境遇的改变,宋人风景诗的情感强烈度远不如唐人,诗歌的艺术感染力也就不如唐人。宋代科举录取名额大量增加,登第后直接授官,且升迁较快。进入仕途后的文人更少体验人生挫折或苦难。这在北宋时期表现尤为突出。宋诗创作整体成就不如唐诗,与宋人更少体验挫折或苦难有关,与宋人日常心态转向平和宁静有关,与宋人生活中悲剧感的失落有关。宋人居官,喜自言清闲无事,优游卒岁。故宋人诗歌写得波澜不惊,更多的是休闲或宴饮之际的酬唱应答之作。

摘要：“文化学”在国内的勃兴，为文学艺术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前景。诸多学者从华夏文明之迁徙、社会环境之演变、士人身份之演化、儒释道三家之相互消长等等芳面，切入古典文学之研究，令人目不暇接。刘尊明博士所著的《唐五代词的文化观照》（下称刘著），合诸多零星的文化研究为一整体，全面考察唐五代词的起源、嬗变、发展之过程，以及积淀其中的文化意蕴，角度颇新。

摘要：科举考试是宋代绝大多数文人必须经历和体验的一个生活阶段,因此,与科举考试相关的诸多生活形态便成为宋诗描写和表现的一大主题。宋人落第诗或是落第者自抒胸臆,或是他人安慰劝解,诗歌渲染上一层悲苦气氛,富有艺术感染力,是种种写科举题材诗歌中最为出色的。宋人落第诗最常见的劝慰方式是以山水风景、春日风光等自然景色相慰藉,劝慰落第者览景遣情,排解愁绪。由此形成宋人落第诗的一种风貌:融情于景,蕴藉隽永。宋人落第诗大都择要叙说,点到为止,不发长篇议论,故多数落第诗篇幅短小。由此形成宋人落第诗的又一风貌:短小精悍,语意深长。宋人落第诗的风格,以凄怨和悲愤两种情调为主。总之,宋人落第诗摆脱了"议论、才学、文字"的窠臼,面目清新,含蓄淡约,其诗风类似唐诗。

摘要：元曲研究领域的送爽清风———读王星琦《元曲艺术风格研究》几年前因教学的需要，我曾广泛阅览国内元曲研究的专著和论文，获得的一个总体印象是“沉寂”。元曲作为一代之文学，与唐诗宋词并称，而研究局面的沉寂给人以古典文学研究格局的失衡感。近读王星琦先生所著的《...

摘要：去年初,北京儿童艺术剧院上演大型话剧《红色的天空》,在京城引起轰动。该剧是海峡两岸话剧艺术家的第一次合作,由台湾导演赖声川博士执导,著名表演艺术家林连昆领衔主演。几经有关人士的奔波努力,获得成功。在北京上演后,即赴上海、台湾等地演出,受到热烈欢迎。该剧展现的虽是养老院里一群老人的日常生活琐事,但在思想意蕴及艺术形式上皆有新意,其对生命的感悟、对生活的体验、对死亡的思考独到而有深度,耐人回味。以下刊发的三篇剧评,从不同角度对该剧进行了富有创见的解读和剖析。

摘要：作者多年关注苏轼文学创作研究，屡有所得，汇集成这本专著。苏轼多才多艺，“诗论与画论、书论、文论”相结合。论王维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之说，其“诗画本一律”说“首次揭示了诗画彼此相通、相互表现的关系”。苏轼的题画诗，就是打通两个艺术门类的具体表现之一，

摘要：欧阳修个性张扬 ,在歌词创作中表现出鲜明的创新精神。在描写男女情爱时 ,自然舒畅、大胆开放 ,率意表现自己的性情怀抱 ,为苏轼词“诗化”革新导夫先路。在艺术上也我行我素 ,既喜欢含蓄蕴藉、雍容典雅的文人化歌词 ,同时也对清新朴实、活泼生动的民间词情有独钟。

摘要：“辛派词人”以辛词为榜样 ,有意识地学习苏轼 ,其词作具有共同的爱国思想倾向。“辛派词人”之形成 ,与辛弃疾巨大的人格魅力与歌词艺术魅力密切相关。他们的政治主张与实践活动、个性与表现等等诸多复杂因素 ,都融合到了歌词创作之中 ,形成独特的风貌。而且 ,“辛派词人”为了表述自己的政治主张 ,共同选择了“以文为词”、议论纵横的表达方式。因此 ,“辛派词人”自然形成了豪迈奔放。

摘要：文章从三个方面考察了宋代徽宗年间苏轼词的影响：第一，徽宗年间禁绝苏学，苏轼对文坛的影响虽然由显而隐，却无处不在；第二，徽宗年间词人的创作在艺术手法和题材内容上均追慕苏轼；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