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2010—2020年的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资产误定价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发现,资产误定价显著抑制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机制分析发现,代理成本提升和信息透明度上升是资产误定价影响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主要作用渠道。进一步分析发现,管理层权力显著强化了股价低估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抑制作用。相较于其他企业,股价高估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抑制作用在国有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企业中表现得更明显。研究结论丰富了资产误定价对公司行为影响的研究,同时为完善高管薪酬激励与契约设计提供决策参考。

摘要：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对增强企业竞争力以及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至关重要,而管理者作为决策主体,其薪酬激励契约的设计与风险承担水平密切相关。选取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高管团队薪酬差距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企业高管团队薪酬差距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高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研发投入在二者之间承担着部分中介效用。(2)与国有、成熟期企业相比,薪酬差距对风险承担水平的正向影响在非国有以及成长期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从薪酬契约视角的研究拓展了企业风险承担动因相关研究领域,为企业薪酬契约优化、激励效果提升提供了决策参考。

摘要：基于2009-2019年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经验数据,研究了两职合一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两职合一对企业绩效的直接影响不显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两职合一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程度较高时,两职合一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相对更大;进一步研究发现,与其他企业相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条件下两职合一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在高信息成本、低投资效率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研究结果的经济含义在于,当宏观环境出现波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剧时,两职合一更有利于公司经营。研究结论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视角丰富和拓展了两职合一经济后果方面的研究,对环境不确定性变动条件下公司治理架构的设计具有一定实践启示意义。

摘要：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之间客观存在非一致性,如何协调和平衡政策目标间的冲突以及综合评价财政政策实施效果是财政政策设计和执行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通过构建社会福利函数的形式,对经济增长与充分就业、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双重目标下财政支出对于政策目标的综合影响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整体财政支出水平与基于经济增长与充分就业目标以及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目标测度的社会福利水平均呈现长期稳定关系;整体财政支出水平与基于经济增长与充分就业目标测度的社会福利水平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但与基于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目标测度的社会福利水平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具体到各功能类别财政支出工具方面,经济建设费、挖潜改造资金和科技三项费用等财政支出项目在政策目标权衡方面效果较好。

摘要：业绩考核是有效激励的前提,可通过利益协同机制促进企业的长远发展(公司治理假说),也会因加剧业绩压力而诱发企业的短视行为(业绩压力假说)。基于我国股权激励特殊的业绩考核制度,本文检验了行权业绩考核对上市高科技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及机制。结果发现:行权业绩考核降低了高科技企业的研发投资,总体上支持了"业绩压力假说";异质性检验显示,该抑制效应在行权时间限制较短、管理层平均年龄较小、企业前期业绩表现较差和分析师关注程度较高的样本中更加明显,证实了业绩压力是行权业绩考核影响企业研发投资的内在机制。基于创新产出的进一步研究发现,行权业绩考核虽然提高了企业的专利申请数量,但主要体现在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等利用式创新上,对发明专利这一探索式创新反而产生了显著的挤出效应。本文拓展了行权业绩考核经济后果及企业研发投资影响因素的研究,为高科技企业科学地设置业绩考核目标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