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黎小锋：我们一般倾向于在一个时间段里面同时做几个题材，比如说，在2000年前后，同时做《我最后的秘密》《夜行人》《无定河》。《夜行人》持续三年。《无定河》前后有四年，《我最后的秘密》前后持续了七年。在前面三个片子完成以后，我们同时又开始后面两个片子的制作，《遍地乌金》是2008到2011年，

摘要：2010年11月27日，“方法的焦虑：当代中国纪录片的困顿与出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会议由上海市社科界第八届学术年会主办，同济大学传播与艺术学院承办，纪录片导演、同济大学传播与艺术学院黎小锋博士召集并担当主持。来自全国各地的纪录片专家、导演会集上海，就中国纪录片的文体、伦理和方法的关系问题展开了富有建设性前瞻性的探讨与争鸣。会议分纪录片的文体与方法、伦理与方法两个单元。

摘要：在世界纪录片史上,弗拉哈迪不仅是独立制片的祖师爷,更是一种纪录方法的创立者。他通过合理设置摄影机的位置和角色,通过向现实延伸的搬演手法,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假借对遥远族裔生活方式与斗争精神的重现,雕刻他心目中的纪录乌托邦。时至今日,这种工作方法,对当代中国纪录片人仍旧影响深远……

摘要：当代纪录片理论正在遭遇某种失语危机——将纪录片的根基建立在"真实"这块浮冰之上,并将其定义为影像/声音与历史世界之间的索引关系——这一话语传统已经难以为继。回到纪录片的发生之处,笔者认为纪录片的本体性存在于其文本的生成过程中。只有当我们悬置"真实""纪实"这类基于影像文本的哲学与美学判断,直面作为动词的"纪录"实践本身,考察其作为一种话语生成方式的独特性,纪录片的轮廓才会渐次清晰起来。

摘要：作为一种影像类型,私人纪录片的出现可以看作是对非虚构影像在后现代语境中遭遇的一种表征:从关于历史世界知识与解释的非虚构,到建构个人对世界的体验性表述的话语形式。它从两个方面对传统纪录片发起了挑战:从对他者的认知到关于自我的表达,从科学的话语领域主动“放逐”到个人的、情感的审美疆域。相应地,它的语言从对影像客观性与现实主义美学传统的背离开始,探索非虚构影像的主观性修辞形式,开启了当代纪录片的后现代转向。

摘要：作为世界纪录片的开山鼻祖,美国导演罗伯特·弗拉哈迪以其颇具原创性的工作理念与方法影响了一批又一批纪录片人,同时也在纪录片理论领域引发了诸多争议、质疑。本文结合具有"原型"意义的弗拉哈迪电影作品,追根溯源,对纪录电影的一些基本概念进行梳理、反思,尤其试图描绘出纪实与虚构观念螺旋式上升的历史轨迹。

摘要：本文就当代中国纪录片人生存状态展开问卷调查,研究发现:被访的一线中国纪录片人中,七零后已成为中坚,一半以上导演有三部及以上长片,具有一定的行业忠诚度;绝大多数人都有自筹经费拍片的经历,在各种权益中,署名权最为看重,财产权往往被忽略;当代中国纪录片人普遍愿意在制片人环节与西方人士进行协作,其次分别为发行环节、剪辑环节、摄影环节,导演环节排在最后;当代中国纪录片人的收益与投入严重不成比例。如何在投入与收益之间找到平衡,是一个值得业界、学界关注的严峻问题。

摘要：介入与控制在拍摄现场,我们总是煞费苦心地让摄影机避开玻璃、镜子以免'穿帮'.然而,不管摄影机怎样隐蔽,它的投影仍然难以避免地留在了被摄者的瞳孔之中.这似乎是一个隐喻.

摘要：1932年,一批“左翼”人士开始通过编剧、策划、影评等方式,从各个方面引导中国电影向一个健康的方向发展。电影开始以一种狂飙突进的方式,深刻地介入和干预社会生活,使得“左翼电影”成为一个进步时代的表征。从诸多方面看来“,左翼电影”创造了一个时代的文化奇迹:它生就在民族危亡之际“。九·一八”事件发生之后,在日本军国主义的炮火声中,内忧外患的中国民众面对生存还是毁灭的抉择。它突围在外国文化压境的岁月。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中国,美国电影商品携带着美国人的价值观念,展开了一场文化入侵。面对国民党文化围剿,面对“软性电影”所张扬的“电影是给眼睛吃的冰淇淋,是给心灵坐的沙发椅”,怎样直面坚硬现实,采取一种入世的姿态来制作电影,同时又尽可能保持一定的艺术品格,成为那个时代的难题。“左翼电影”在由默片向有声片过渡的过程中,努力克服技术障碍,使现实能得到更为生动、丰富的还原;并吸收了一些西方电影的观念和技巧,叙事更趋细腻、精微,在画面造型上也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最有价值的是让现实主义题材成为主流,遂卷起“左翼电影”风暴,留给我们永久的启示。影片《神女》、《大路》、《马路天使》让我们从中领略了一个特殊时代。

摘要：从访问结果看,一线中国纪录片人最看重"普通观众的反映"和"同行评价",这个结果推翻了"中国纪录片人只为自己拍片,只为评委拍片"的刻板印象。半数以上受访者认为国际影展对于中国纪录片创作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为中国纪录片的传播、发行提供了良好平台。对于什么样的国际影展选片人与评委值得信任的问题,体制内外的纪录片人首选都是"得到承认的优秀导演"。国际影展与中国纪录片导演之间存在一种微妙的互动关系:凡是积极推介中国纪录片的国际影展,在中国纪录片人中产生的影响往往较大,反之影响较小。应该鼓励有情怀的"纪录片作者"和有原创性的"作者纪录片",建构当代中国纪录片多元共生、多音齐鸣的价值评判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