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重整作为拯救困境企业的一个重要制度设计,无论是对节约社会资源,防止既有社会财富的减损,还是对稳定社会经济关系,保护职工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都具有其他制度无可替代的作用,其重要性是毋容置疑的。之所以要把重整放到多重法律视角下进行审视,主要是因为重整涉及到众多的法律制度,是破产法律关系中涉及相关法律制度最为集中、最为复杂的领域。

摘要：新《公司法》修订所涉及的内容非常丰富,修订内容包括公司登记制度、股东出资责任、公司治理制度、公司资本制度、控股股东义务、董监高信义义务等方面。赵旭东教授指出,本次《公司法》修订在公司登记与信息公示制度、股东出资责任和法律后果、公司资本制度、公司治理制度、股东权益保护和控股股东义务这五个关键领域实现了重大突破和创新。周林彬教授集中解析了“国家出资公司组织机构的特别规定”一章,认为新《公司法》的亮点之一是通过新设这一章积极回应了我国国有企业治理的“本土实践”与“中国问题”,给出新时期国有企业治理的“中国方案”,推进了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治理制度的设计,重塑了国有企业的规范体系。刘凯湘教授对本次《公司法》修订中与公司资本制度相关的若干条文展开解析,包括限期认缴制、新增有限公司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制度、股东违反出资义务的责任承担规则、董事会的催缴出资义务、股东失权制度、董监高对股东抽逃出资的连带责任、类别股的规定、授权资本制等。赵万一教授深入探讨了这次《公司法》修改的主要特点,认为新《公司法》既坚持了其商法属性,同时又充分考虑了《民法典》的既有制度内容,适当兼顾了与《民法典》之间的制度衔接关系,从而既为科学解决民法与商法的关系提供了理念和制度支持,也为中国式法律制度体系的创建提供了完美的立法实践样本。周友苏教授深入解析了新《公司法》在完善股东出资制度方面增加的股东出资缴纳、股东出资“加速到期”、股东失权、股东出资责任这四条新规定,认为新《公司法》在完善股东出资制度方面增加的这些新规定,积极回应了我国自2013年以来公司数量大幅增长所带来的股东盲目认缴、天价认缴、期限过长的现象突出,损害债权人利益的纠纷案件呈明显上升态势等问题,极大地强化了保护债权人的力度。李建伟教授深入解析了《公司法》修订中与法定代表人制度相关的若干条文,认为新《公司法》关于法定代表人的规定较之以往更加体系化,并有望基本解决困扰公司实践许多年的诸多难题,但其中亦存在不完全规范的问题。

摘要：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经济环境和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发展,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必要对市场经济关键主体的运行规则进行价值性引领和创新性设计,并为其法律实现机制探索出一条既符合人类正义文明需要又独具特色的中国道路。中国公司法的终极性建构目标应是对以人为本、经济富强、自由民主、社会文明和生态和谐等多位一体的社会主义正义观的贯彻和践行。在具体制度设计上应具象为兼具高度自治与多元包容、自律合规、道德引领及绿色发展等多组对立统一的尚善行为守则。但就其阶段性目标而言,中国公司法的正义秉性更应侧重于对其经济正义品性的塑造,这种建构目标在现阶段不仅具有充分的正当性基础和丰饶的社会基础,而且其所产生的制度价值也可对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类文明发展产生巨大的辐射效应。为了实现以经济正义为主导的公司法建构目标,应对现行公司法从设计理念到基本原则、从宏观架构到具体制度进行调整和完善,具体包括将最大诚信、维护交易安全、意思自治、社会责任确立为公司法基本原则;增强公司的存续能力,通过弱约束性规则赋予公司适当的类型选择自由;引入道德资本的概念,强化资本的社会属性;将刑法对公司活动的干预由外挂式改为内嵌式,充分发挥刑法对公司正当行为和权益的保障作用。

摘要：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经济环境和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发展,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必须对市场经济规则进行创新性设计和倡导性引领,并对法律的实现机制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中国道路。为此必须对作为市场经济基本法的《公司法》进行重大修改,将更多绿色元素植入公司的制度设计之中,并实现从效益导向型公司法向效益与公平兼容,主体自治与道德规训并存的绿色要素型公司法。这里的绿色既包括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核心的自然绿色原则,也包括以人与人之间和谐共赢为目的的社会绿色原则。其建构目标是积极回应未来社会对人类活动的绿色要求,着力打造能够实现共富、和谐、多赢目的的新型公司利益共同体。在具体建构内容上,应确立自由、最大诚信、交易安全维护、社会责任等基本原则,通过拓展软法规则,实现内部治理的绿色,公司资本制度的绿色和公司决策行为的绿色等要求,打造更具理性和柔性的公司法,并通过降低监管成本,实现由市场主体监管法向市场行为促进法的转变,同时改变刑法介入公司活动的理念和方式,塑造公私兼容型的新型公司法。

摘要：相较于其他法律而言,民法典对公司合规制度的规制不但涉及的内容更加基础和全面,关注的视角更加广阔和多维,而且目标安排也更加稳固与长远。由于我国民法典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法为基本定位,以推动社会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为立法目标,因而对作为基本市场主体和社会财富最重要创造者的公司,不但要通过良好的规则设计为其营利性活动提供广阔的空间和注入强大动力,而且还应当通过合规制度对公司的违规、逾常和越轨行为进行矫正和指引,从而使其不但成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成为社会道德的践行者和引领者。我国民法典对公司的合规性要求,既明确体现在民法基本原则的宏观布局中,同时也充分反映在法人、法律行为以及物权、合同、法律责任等具体法律制度的设计之中。对后民法典时代公司合规制度的系统完善,应坚持以民法典为基础、以公司法为核心、以关联法律为配套辅助的基本思路,通过将合规要求分散嵌入不同法律部门的方式,实现合规要求的覆盖与合规制度的协同。

摘要：在中国《民法典》已被界定为市场经济基本法的背景下,以市场经济为主要作用对象的《公司法》的修改就有必要遵循《民法典》的基本价值理念和制度设计要求,以实现《公司法》与《民法典》在理念和制度层面的衔接与协调。其基本的要求是:《公司法》的修改必须既能满足《民法典》对其理念和制度统摄的要求,又要尽可能满足其作为市场经济发展助推器的特殊制度安排。为此,在宏观层面,《公司法》的修订需要同时兼顾民法的基本价值理念和商法特殊的基本学科定位。在具体实现途径上,《公司法》具体制度的修订既可对《民法典》中的市场经济规则进行深化、转化和内化,也可结合公司法的特点对其抽象规则加以更新和改造,更重要的是结合公司法的特殊要求对民法的相关规则进行突破、扬弃和创新。

摘要：公司法作为合规制度的最重要载体,对整个合规制度的构建具有基础和核心作用。为此,既需要对国外涉及合规要求的制度进行必要的甄别和借鉴,又需要对我国现有的涉及合规要求的规则和制度进行提炼、归集和升华。在兼收并蓄的基础上制定出一部既能满足公司的营利性和道德性双重需要,又能对世界公司法发展起一定引领作用的模范公司法典。具体的实现路径是:首先以塑造公司的良好道德品格为基点,从基本原则层面将合规要求作为公司组织和相关成员的基本义务;然后从具体制度设计层面将其规定为公司组织、公司负责人和公司工作人员的基本行为准则;最后通过缜密的法律责任制度,强化公司的合规意识和道德担当意识。促成公司在成为先进生产力践行者的同时,还要成为社会责任的积极承担者和公序良俗的模范遵守者。

摘要：知识产权法所规范的是基于人们的精神创造这一特定行为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知识产权法与民法、商法一道共同构成私法的核心内容。民法特别是民法总则的主要使命不在于设计具体的法律规则,而是向社会贡献精神和理念。因此无论是在单一法典模式下还是在双法典模式下,知识产权制度都不可能完全脱离民法而独立存在,都必须受民法的基本原则与基本理念的制约。但知识产权法不应完全等同于固有民法制度,它是在民法的基础上蔓生出的一种相对独立的制度集合体。知识产权制度必须有自己独特的设计理念和设计要求,必须有自己全新的制度表达方式。

摘要：我国农民的各项权利目前仍存在不同程度的虚化和缺失,为此需要对农民权利进行制度重构并设计更加具体的保护措施。构建合理的农民权利体系要求转变制度理念,在确立平等权基础地位的前提下,实现由平等保护向倾斜保护转变,由身份概念向职业概念转换,由现实性权利向目标性权利迈进。基于以上理念,应将农民权利区分为生存型、保障型和发展型三种类型进行分类保护。与此相适应,通过确立农民的主体地位,培养农民的权利意识,废除不合理的政策规定,建立公私协力保护的机制,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保护功能等,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弱势地位,并最终保障农民各项权利的实现。

摘要：我国破产立法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未能准确定位破产法在整个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工具主义思想严重。未来,破产法改革应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以商事法律理念为指导,以市场要素型破产法为改革目标,按照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构建以市场为导向,以淘汰和拯济相结合,以破产重整为核心的现代破产制度。其具体内容包括适当扩大破产法的适用范围;区分不同类型的破产人,分别设计不同的破产法律制度;完善破产前置程序,引入简易重整制度。同时大力推进破产审判的专业化建设,从组织上、技术上、程序上保证破产审判的实际效果,设立专门的破产事务管理机构,充分发挥政府对破产审判的支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