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商事审判独立化既是商法独立性的必然要求和主要标志,同时也是实现商法独立性的重要保障,没有商事审判的独立化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商法独立。实现商事审判独立化的关键首先在于确立独立的商事审判理念,这些理念主要包括重效率的审判理念、侧重动态保护和强调利益均衡的审判理念、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审判理念及促进商事交易效率与安全并重的理念等。在商事审判程序的具体设计上,应当在充分把握商事审判特殊性的基础上,建立独立的法官队伍并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做出必要限制,注重法院司法能动性的发挥,确立商事惯例和商事判例作为法律渊源的地位和作用,注意发挥诉讼替代程序在商事纠纷争议解决中的作用,强化诚信原则在商事裁判中的独特作用,充分尊重国际惯例在商事审判中的作用。

摘要：民法典不是一种简单的文本设计,而是一种理念、一种精神、一种文化,是抽象提炼的一些适用于所有社会主体的带有基础性的普适性规则。民法典的编纂与其说是一种重大立法活动,毋宁说是一种重大的国家政治行为。民法典制定的目的不应是单纯地为了填补法律体系上的缺失,更重要的应是利用民法典自身的丰厚文化意蕴和强大辐射功能,提振中国的法治文化和法治精神。民法典的制定必须有明确的法律精神、法律理念和法律价值作支撑。民法典应是公民权利的圣经,是公民基本行为的路引与航标,是一国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体现和升华,是国家现代法治的主要载体。民法典的内容应以基本性、人本性、普遍性、典型性、重大性、稳定性和代表性作为设定条件。民法与商法的基本分工是:民法是调整商品经济的基本法,是市场经济的前置性法律;商法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在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在民法典编纂的技术路径选择上,基于节约立法成本和考虑社会的可接受程度,与其草率冒进地制定一部全新的民法典,不如在充分总结《民法通则》适用经验的基础上,对既有的较为成熟的《民法通则》进行扩充、改造和升级,将民法典打造成《民法通则》的升级版或2.0版。

摘要：民族性、目的性和当代性是民法制度设计的根基,财产权观念不仅是一种单纯的法律确认,同时也是一种伦理升华和哲学判断。财产权制度的产生与流变既是人类理性思维的结果,而且也有其赖以存在的充分的哲学依据,财产权制度的设计和改革必须以效益观念为指导。作者认为伦理基础是财产权制度民族性的体现,哲学基础决定了财产权制度设计的目的,而经济基础则是财产权制度时代性的必然要求。通过对财产权制度存在基础的综合分析,力图在前人已取得的丰硕成果上,重新观察财产和财产权这样一个开放的权利体系,对其做出正本清源的概括和梳理,以期对我国民法典和物权法的制定提供一种带有基础性的研究基点和研究思路。

摘要：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通过并正式施行,我国已正式步入以民法典作为规制基础的法典化治理时代。民法典的颁布不但会将散乱的民事单行立法进行系统化、体系化的重新设计,从而引起立法理念和立法技术的重大变革;而且会对相关司法解释的生成机制及其辐射内容产生重大影响,并有效消解司法解释对立法的扩张现象。本文关注的重点是: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司法解释能否有效嵌入相关的制度设计?能否通过精细化的规则设计有效消解司法解释的作用空间?在后民法典时代司法解释如何实现与现有法律的无缝对接?其基本思路是在明确司法解释的地位和权限,并在重新划定司法解释调整范围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凸显指导性案例的作用,明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权与法官的司法能动权之间的分工,减少法官对司法解释的过度依赖。同时通过完善司法解释的对象确立、启动、清理退出、保障和监督机制,以最大限度地消除现行司法解释中存在的僭越立法权问题和选择性抽象解释的问题。

摘要：现金流预测信息是企业资产证券化的核心要素,它既是企业资产证券化运行的起点,又能满足投资者的需求,同时也符合金融监管的思路和习惯。因此,企业资产证券化现金流预测信息披露是保障投资人利益、维护金融秩序的重要方式。实践中,我国企业资产证券化现金流预测信息披露存在诸多问题,如现金流预测信息披露规则内生逻辑悖论、信用增级手段的使用与现金流预测信息的披露不对称、现金流预测信息披露内容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现金流预测信息披露主体“纵向”披露的能动性低等问题。宏观的解决路径是通过完善的法律制度设计实现信用增级手段的使用与现金流预测信息的披露之间的“生态”平衡,构建常规性与非常规性相结合的现金流预测信息披露原则。微观的解决路径则是现金流预测信息披露应以自愿披露为主,同时谨慎适用“安全港”规则。

摘要：相对于其他类型的企业来说,互联网企业因其技术的专业性、市场占有的垄断性、信息传播的迅速性、辐射主体的全面性、社会影响的广泛性和潜移默化性,有必要对其社会责任的承担提出完全有别于他类企业的特殊要求。我国现行'企业社会责任'私法规制不足,根据企业社会责任区分理论,探讨了互联网企业社会责任的私法规制路径与立法指导原则,创造性地将互联网企业的社会责任区分为一般性企业社会责任与特殊性企业社会责任,并对这两种社会责任的内容做出了全新的设计。

摘要：我国《民法典》基于法定代表人对公司之“概括代表”和“同一人格”的定位,在责任承担上采取了由公司对外清偿后,再对内进行事后追偿的双重机制。但由于公司法定代表人利益与公司利益兼具同质性和异质性,导致“同一人格”的认定缺乏法理和事实基础,因此这一双重责任追究机制的合理性值得商榷和反思。从控制公司代理成本和平衡公司利益冲突的角度考量,可以在公司制度设计中树立法定代表人与公司人格区分的理念,通过引入信托责任制度及对公司法定代表人受托责任约束机制的建构,合理分配公司与法定代表人间的责任承担。在《公司法》的修改时,应将更多的信托理念融入对法定代表人行为的规制,并通过完善忠实义务、注意义务的行为标准和判断标准的方式予以实现。

摘要：由于公司合规兼具有法律、道德、政策、公约的多重要求,依靠单一的法律部门无法达到预期调整目标,因此需要借助于包括公司法、证券法、刑法等在内的多种法律部门进行综合协同调整。在具体设计上应基于法律功能区分的要求,在对标国际标准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充分体现惩罚和激励相结合的理念。在具体制度设计层面,在公司法中应把合规制度建设作为公司完善内部治理的重要措施和主要义务之一,并对合规的标准、合规的审查程序、合规官的选任条件及其主要职权作出明确要求。在证券法中应强化信息披露、股份减持和公司收购与反收购中的合规义务要求。在刑法中应引入暂缓起诉协议制度,并丰富对公司违反合规要求的刑事处罚类型。同时对合规制度的刑法介入要强化其谦抑主义、平等保护、风险中心主义的法律观,并重视其他法律之间的分工协调。

摘要：我国《物权法》将应收账款纳入了可以设质之财产权利范畴,从而提升了应收账款的财产价值,拓宽了企业的融资渠道。但应收账款质押作为一种新型担保方式,其风险识别和控制的难度较大,《物权法》的规定过于宽泛和原则,而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作为一部关于质押登记的程序性规范,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从效力上都难以有效解决实践操作中的难题。因此,从法律层面上对其加以分析和识别,进而探索应收账款质押法律制度的构建模式,并在实践中充分发挥合同约定之功效以弥补制度设计之不足,对于充分利用这一制度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摘要：股权继承是在公司存续过程中因股东的死亡而发生的一种特定行为。我国原有的立法中,对因继承或遗赠而继受取得股东资格的情形则没有涉及。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新增了关于死亡股东的继承人股东资格继承的规定,但仍比较原则和笼统。本文从公司法与公司章程之间的关系入手,探讨了“公司章程另有约定”条款设计的意义之所在,进而论证了公司章程与意思自治的内在价值关联性。最后从比较法的视角阐述了借鉴域外相关立法的必要性,并结合新公司立法的相关规定提出一些较为细致的立法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