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班固是汉乐府研究史上开风气之先的大家,《汉书》"礼乐志"篇、"艺文志"篇和"诗赋略"是现存著录和研究汉乐府的最早文献,不仅具有文献价值,也确立了官修乐志的文本传统。但没有辑录各地歌诗则是其弊,这种阙载民间乐府的删选标准是"取可施于礼义",其学术渊源可以上溯到孔子的诗学理想。《汉志·诗赋略》的分类义例和排序原则体现了政教观念,贯彻了儒家的诗学理想。班固以儒家经学观念作为诗歌的阐释原则,较多地注意政教功能的价值取向而忽略了诗歌本身的艺术性。"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提法昭示了"言志"的淡化和抒情的抬头,孕育着感事诗学的滥觞。总之,班固对汉乐府的文献著录、分类义例、排序原则、阐释原则及对其社会功用和艺术特色的评述,是汉乐府研究的滥觞,也为汉乐府两千年的研究史奠定了基调。

摘要：20世纪汉乐府研究突破了古典诗学的研究范式,研究材料得到了拓展,开始利用出土文物;引进了西方文艺观念和现代文艺理论,运用神话学、民俗学和叙事学理论来研究汉乐府;突破了诗学范畴的评价体系,还原了汉乐府作为歌诗文本和表演文学底本的特质;从效果史和影响史的角度对汉乐府进行比较研究;解决了研究史上的一些难题,其中尤以对汉乐府曲调的考证和《巾舞公莫舞辞》的破译为胜。

摘要：刘勰《文心雕龙·乐府篇》是“乐府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刘勰从诗旨和诗艺的双重标准出发,确立了“雅义丽辞”的歌辞观,对汉乐府持否定态度。刘勰还从正统乐教观出发,崇雅斥郑,确立了“雅正平和”的乐曲观,对汉乐府进行了严苛的批评。刘勰诗、乐分论,“乐府观”较正统,“诗歌观”却较为新变。刘勰持论在诗、声两方面都显得过于严苛,但其“务塞淫滥”的宗旨对当时诗坛的绮艳之风有针对意义,开创之功也不可没。

摘要：20世纪汉乐府研究呈现出近代学术形态。“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涌现了一批编写乐府诗史和笺注汉乐府的学术精品;50年代以后在马克思主义文学原理主导下进行研究,有得有失,但“文革”时期学术争鸣扩大为阶级斗争,留下了深刻的教训;80年代以后在现代学术思潮影响下出现了多元化研究态势,并开始对汉乐府学术史进行研究、整理。海外学者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文心雕龙·乐府篇》的笺注和研究也颇资借鉴。

摘要：元明清时期对汉乐府诗旨的探讨表现为以传统的诗教观念来约束汉乐府,以比兴手法解诗,失于穿凿附会和繁琐考证;在艺术形式上则表现为从后来发展的艺术观念来寻找先验的格律,难免拘于旧说。但汉乐府在诗评界取得了经典范本的地位,叙事诗批评开始形成,著作之丰超过此前历代研究者的总和,呈现出集大成的风貌,荟萃诸家众说,是汉乐府研究的总结期和丰收期。

摘要：《史记》遵循人性逻辑来表现历史人物,写出了人物形象的多面性和丰富性,并对人物心理进行传神写照,肯定人的反螫本性和自由天性,进一步对"人性恶"表现出了独到的理解。司马迁以其特有的人文情怀对历史中的"人"、"人"之为人的多维特性进行了准确的把握,从而将史学从此前的多观照政教性转变到兼重人性的高度。

摘要：汉代养生思潮提倡"固精保气",反对情感的抒发;儒家经学诗教主张诗歌的中和美,要求"发乎情,止乎礼义";这种卫生观念和官方诗学批评模式造成了汉代文学抒情式微而叙事发达的态势。汉乐府中情感的流露非常隐蔽,但也凭借"歌"的身份取得了抒情特权;新声俗乐的重"情"特质又促使官方罢乐府,这反过来为歌诗的抒情创造了条件;可惜诗尊歌贱,始终处于边缘化地位。

摘要：《史记》是一部融悲剧与喜剧艺术于一炉的伟大著作。《史记》所以蕴含丰富的喜剧美 ,与其所记载的历史时代的喜剧色彩有关 ,也与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丰富内涵有关 ,还与司马迁本人的哲人气质和他所采用的“春秋笔法”有关。司马迁以幽默笔法塑造肯定性喜剧人物 ,记述了他们的风趣谈吐和诙谐故事 ,对“滑稽俳优”人物的描绘尤其精彩 ;他还用讽刺笔法塑造否定性喜剧人物 ,展示了一些贵族的丑恶面目。

摘要：司马迁创立了一个史家的学派体系而自成“一家之言”,但“一家之言”在历史上曾倍受冷遇。其实,班固批评的“史公三失”恰恰是司马迁的精髓所在:以民为本的政治价值取向、对秩序范畴的挑战、对道德范畴的超越等,尤为可贵的是遵循人性逻辑来理解历史人物——这与他尊“黄老”的学术思想是一以贯之的。这既表现了司马迁思维模式的超前,也体现了中国历史传统的早熟。

摘要：通过构建出口产出弹性指标,对全球主要大豆出口国的可依赖程度进行了测算和影响因素分析。研究发现:2010年以来,全球主要大豆出口国中,巴西、印度、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可依赖程度提高,阿根廷、巴拉圭的可依赖程度下降,加拿大、美国和乌拉圭的可依赖程度基本保持稳定。可依赖程度的影响因素中,国际大豆价格提高、耕地资源丰裕有助于提高可依赖程度,人口数量增加、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会降低可依赖程度。中国应降低对出口可依赖程度低的国家的依赖,与进口来源国主动开展生产合作,促进其可依赖程度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