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组织游径网络的活力提升是城市更新规划的重要目标。由于老城区游径网络存在不连续性和断头路现象,居民游憩活动的舒适性受到了挑战,而游径网络的自组织性意味着自上而下的规划设计模式难以匹配市民需求。如何自下而上地推演游憩规划的空间活力,进而识别潜力地块,是提升城市游径网络品质的重要命题。文中以广州市老城区为案例,基于复杂网络理论,构建游径网络的非连续性和空间活力测度指标;以GPS轨迹数据识别既有游径网络的非连续区段,定量探讨了基于市民游憩行为的非连续路段空间的识别和城市更新改造项目的活化作用,推演更新项目实施带来的潜在影响。游径网络的非连续性分析表明,当前广州市老城区游径路段的非连续度总体较低,连接程度较好,但由于区位和历史遗留问题,仍有部分路段存在明显的非连续现象。城市游径网络的空间活力推演结果表明,城市更新项目对自组织游径网络会产生一定的正面影响,可依据推演分析来判定城市游憩品质提升项目的实施计划和日程。本研究从规划和交通维度出发,对城市的自组织特性进行了有益探索,弥补了“自上而下”式规划对城市自组织游径网络考虑不足的缺陷。

摘要：热带雨林地区因特殊的气候特点及空间特征,河流蓝绿空间面临的雨洪压力与人类社会活动压力较大,其韧性建设对于整个生境具有关键性影响。国内外研究聚焦于韧性承洪实践与韧性评估量化,鲜有基于不同生态压力冲击对河流蓝绿空间开展多维韧性评价。文章以南圣河为对象,基于雨洪等自然灾害的脉冲式压力与人类社会对生态系统施加的慢性压力两类情境,构建水生态系统的“压力-脉冲-韧性”模型,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叠合双维承压评价―解析吻合/冲突点―探析韧性策略”的逻辑方法实现特定地域蓝绿空间的评价与优化。研究发现:1)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越高,调节功能越高,蓝绿空间韧性越强。2)突发性脉冲方面,在极端日降雨量增加情景下,河流水系的缓冲半径与水源类型密切相关,水库受到水安全威胁的风险大于河流,地表的径流曲线数值(简称CN)一般与历史经验相关。3)慢发性压力方面,韧性压力与城市人口密切相关,人口越密集,韧性压力越大;且不同季候的游憩密度与丰枯期存在分异,丰水期雨洪威胁大,游憩密度低,枯水期雨洪威胁小,游憩密度高。

摘要：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要求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2023年10月13日,王世福教授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专项首席专家以“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支点与制度创新”为主题组织第十二届“设计城市”圆桌研讨会,并邀请来自规划、海洋、国际关系等多个领域的专家,共同探讨海洋城市在海洋命运共同体中的战略支点作用以及空间规划创新需要。在凝练与会嘉宾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以笔谈形式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围绕“海洋城市战略与空间规划”进行论述,期望为未来海洋城市规划与建设提供有益参考。王世福认为对于我国海洋城市建设而言,立足港城关系的规划和注重海陆统筹的战略,有助于在全局视角上认识和响应从港口大国到海洋强国的战略跃升。王兴平等提出建设海洋城市组群是内陆城市经略海洋的重要方式,港口城市与腹地陆域中心城市可通过交通设施网络、多种“流要素”、区域涉海功能与跨界协同治理四个维度的一体化措施构建联系密切且分工合理的海洋功能圈。马向明认为海洋城市战略不应仅局限于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更应从促进海陆文明交流融合的视角出发,积极应对海洋生态挑战,大力发展文化交流和综合创新功能。海洋城市空间规划应强调陆海功能协调性,从而保证海洋城市健康发展。陈天结合海洋城市所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从海岸生态系统保护的统筹与修复、沿海城市防灾韧性体系构建和基于气候适应性的沿海城市品质提升三方面,提出沿海高密度城市防灾韧性建设与空间品质提升实施路径。王建军系统论述目前海洋城市战略推进过程中存在的痛点和堵点,并从四个层次梳理当前海洋城市战略核心要解决的问题,即开展陆海资源全要素综合调查与评价、构建陆海统筹的海洋城市发展格局、做好向海而强的资源要素保障以及在更广阔的深远海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文超祥等以海洋中心城市作为海洋强国的战略支点,提出科学谋划境内外海洋中心城市的战略布局,并结合我国沿海各省市开展的海岸带空间规划实践总结出:处理好陆域与海域关系、协调好城市与区域发展关系、谋划好陆海发展的战略空间。郑斌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新港城对推动大湾区海洋城市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并提出在设施建设、制度建设和推动港口与产业融合发展三方面推进大湾区新港城建设,实现海洋城市的国际化和全球化发展。赵渺希认为随着全球经济的区域化趋势日渐发展,应把握全球供应链、价值链的近岸化趋势,拓展新发展格局下沿海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规划原理,并进一步围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出厘清大湾区的全球网络链接机制、解析大湾区区域网络协同机制、大湾区双循环网络发展的规划响应。程遥认为陆海统筹规划是一个全域全要素统筹的系统问题,且最终将落实到陆域的功能与设施规划建设上。陆海统筹导向的国土空间规划在陆海域、邻域、海岸带三个层面对应的规划层次、内容、深度应该是差异化的,并且海域应建立相较陆域更系统的跨界规划管控体系和更严格的传导体系。邓昭华提出中国特色海洋强国的建设,可施行“以陆促港”策略,从“港产联动”以固港、“两丝枢纽”以稳港、集聚资源以强港三方面拓展港口腹地纵深,助力港口实现其陆域的现代化,并通过技术输出助力当地工业化与扩大港群布局稳固其腹地根基。郭海认为我国应提出符合自身国情的海洋理论,以海洋作为中国维护国际社会和平稳定的重要手段,以海港作为中国发展海洋战略的重要抓手,并提出需处理好贸易与军事、国家利益与系统利益、外交功能与经贸功能之间的三对矛盾。刘铮认为海洋城市相关规划具有明显的创新型规划特征,提出应进一步开展海洋城市规划创新并实现对创新目标的制度安排,且需从连通性、支撑性、撬动性三方面思考规划创新的突破点,激活海洋城市战略支点作用。

摘要：在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的网络社会进阶中,移动互联网支撑城市环境的即时共享与未来愿景,非在地的空间感知生成元宇宙类现实/虚拟的城市意象,网络媒介叠加于建成环境主/客观作用的传统经验感知,形成感知拼贴、地方再构、时间重叙、认知分异的意象特征。研究通过梳理互联网语境下的城市意象研究,揭示网络社会背景下城市意象的先验式建构过程,发现了意象节点偏离于城市社会经济活动峰值区域的一般规律,并归纳了互联网环境下城市意象研究的图片、文本和轨迹等应用素材,以丰富人本主义城市设计理论。

摘要：城市滨水地区是城市景观特色的重要载体。通过手机信令数据测度空间活力,基于回归方程解析滨水活力的影响因素,可为滨水空间规划布局提供科学依据。基于中山岐江河的研究发现:手机信令数据表征的滨水活力整体呈现“背水”趋势,距离岸线1500m范围内是主要活力来源区域。区别于既有成果,通过地理加权回归(GWR)厘清影响滨水活力的共性因素和异质性因素:滨水地区绿地和居住用地比例、公共服务设施多样性及居住人数属于促进空间活力的共性因素;不同地段商办用地比例、路网密度等因素对滨水活力的影响具有空间异质性特征。建议基于滨水空间活力特征及共性因素和异质性因素制定针对性的规划策略。

摘要：挖掘可表征城市之间联系的信息并进行网络复现,已成为一种研究区域联系的重要研究范式。纪传文本地名的共现网络研究对深化理解历史地理要素、拓展城市网络分析的运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对地名共现的空间网络的研究综述,提出基于地名共现词频进行网络分析的改进方法,纳入地名稀缺性及区域优势不对称性测算城市关联度,规避了现有测算方法中缺乏考虑地名稀缺性及边权不对称性所导致的信息失真。在网络复现算法检验上,使用《三国志》地名共现数据集,实现了三国时期州郡网络复现中的地理分布、层级结构表达,同时实现了州郡的区域优势识别。结果表明,新算法相较传统的地名共现算法,其计算结果反映了边权的不对称性,且在有限文本数的效度测试中区位推荐算法提高效度5‰,概率误差低于既有算法,复现地名词频的效果更为稳健。另外,既有算法计算结果均为对称联系,而由区位推荐算法得到的非对称性地域关联数据为判别区域体系的节点层级提供了统计依据。

摘要：在健康城市理念的影响下,慢行系统,尤其是步行系统逐渐成为许多城市规划和设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路径网络连通性作为步行系统的核心,其好坏直接决定了步行体验感与出行率。然而,当下在设计阶段对步行路径连通性的量化模拟推演评估方式较为片面,有待深入探索。以北京市长安街城市设计为例,通过复杂网络理论构建现状和规划步行网络模型,从连接的拓扑结构和空间尺度两个方面判断方案是否达到提升步行路径连通性这一设计目标。研究表明,相比现状步行网络,设计方案的多数评估指标有超2%的明显优化。此外,研究通过3个重点路段的比较分析,明确了不同设计目标和不同提升结果之间的逻辑对应关系和内在动力机制,并展望了复杂网络理论在设计阶段评估推演方案的可能性。

摘要：建筑评论在互联网泛在影响下正成为市民社会的重要文化现象,促进了城镇建筑风貌营造的社会普及,但偏离于专业认知的大众审美有可能导致专家共同体知识话语的相对式微。以华为欧洲小镇为实证,运用网络文本分析法对多源网络文本进行研究,揭示专家和公众在互联网语境下对建筑风貌的认知与评论差异。研究发现,移动互联网的深入应用提高了建筑风貌认知与评论的公众参与程度,并使得公众多元化的价值判断得以凸显;专家更加关注建筑设计阶段的方法模式与文化内涵,且与公众存在显著性的褒贬差异。文章提出,建筑风貌管理应重视不同群体的作用,厘清互联网环境下公众参与的运行界域,提高城镇建筑风貌的专业管理能力。

摘要：在城市网络外部性的环境下,借用规模可以使城镇突破地理距离和规模等级限制,通过网络联系实现城镇经济的共同增长。基于理论辨析,以城市网络的借用规模效应为视角,检验网络外部性下城镇借用规模绩效对城镇经济增长的作用。在回顾网络外部性理论的基础上,以广佛都市圈城镇作为研究对象,首先利用偏离均值标准差倍数的方法解析区域绩效、集聚阴影等特征;其次,基于城镇规模、借用规模、交通网络通达性、科技创新外溢性对城镇经济增长的耦合作用,建立多元回归模型检验网络外部性的发生机制。研究发现:①城镇既有人口规模越小,区域绩效值越低,10万人的人口规模是绩效特征的分界点,大于和小于10万人的城镇分别呈现出借用规模绩效和集聚阴影特征;②基于新增注册企业数量和企业网络点度的区域绩效均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圈层式空间特征,且基于企业网络点度检验的空间分异特征更为突出;都市圈主城区近郊圈层城镇的绩效较明显,而主城区远郊圈层城镇的集聚阴影现象显著;③新增注册企业数的绩效与城镇既有规模关系最为紧密,与区域交通枢纽、借用规模、借用绩效、跨镇合作专利等解释变量的弹性系数依次降低;区域交通网络、技术合作网络的提升有利于促进城镇要素集聚,并通过网络外部性效应影响都市圈的城镇化发展。

摘要：我国的城乡规划学科建设工作伴随国家城镇化实践而展开,其以规划设计和城市研究为学科建设主要内容,形成了空间品质、公共政策、社会实践并重的学科内涵。当前,应生态文明建设和空间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改革要求,国土空间规划行业从规划目标、方法、内容等方面对城乡规划学科建设及跨学科交叉融合提出了新的挑战,行业变革引发了空间规划规则重塑和人才需求的综合问题。在此背景下,城乡规划学科建设需要回答“可以做什么”这一基本问题,并根据行业变革促进学科教育进行知识体系和能力体系的“内优”,在与相关学科拓展交叉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合并实现价值观和方法论的“外融”。文章从“内优”“外融”的视角对城乡规划学科的内涵进行再认识,以期促进规划人才培养并为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