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刑法立法是刑事法治的基础,刑法立法工作是一门科学和艺术。刑法立法的完善是一个过程,刑法学者参与刑法立法意义重大。1997年刑法典具有时代特色并获得了重大改革和多方面进展。晚近10年来我国刑法立法成就斐然,尤其是刑法修正案和刑法立法解释的完善方式值得充分肯定。现阶段我国刑法的改革,应以有助于构建和谐社会、强化人权保障和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发展方向,并着重致力于死刑制度改革、加强人权保障和应对时代发展等方面的重要问题,努力探索刑法改革的科学方式。

摘要：文章首先进行了关于死刑限制暨逐步废止的理论与立法之考察,并提出了关于逐步废止非暴力犯罪死刑、逐步废止非致命性普通暴力犯罪死刑和废除致命性暴力犯罪与战时暴力犯罪死刑之构想,就中国分阶段废止死刑配套制度之设计,提出中国分阶段逐步废止死刑进程中的制度配合和中国死刑逐步废止后的制度建构;最后关于影响中国逐步废止死刑的两个社会因素之考量中,分析关于民意与立法者、决策领导层的认识问题对死刑废止的影响。

摘要：诉讼诈骗与三角诈骗或普通诈骗都存在不同的逻辑结构,不宜将诉讼诈骗认定为三角诈骗并追究行为人诈骗罪的刑事责任。而现阶段依照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所作的《答复》中对诉讼诈骗行为予以定性是妥当的。但是,由于现行法律规范中没有合适的罪名对诉讼诈骗进行全面的规制与防范,因此,通过修改刑法分则的相关规定,补充、调整相应罪名是必要的。不过,基于诉讼诈骗行为的复杂性,在其立法完善中应着重解决三个问题:一是该罪在刑法分则中的位置和罪名的确定;二是其罪状内容的设计;三是其犯罪既遂标准的确定。

摘要：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及其应用将为人类世界提供新的发展机遇,在此过程中需要高度重视伴随而来的安全挑战。立足于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刑法应当树立正确、理性的态度应对其蕴藏的刑事风险。专用人工智能与通用人工智能存在本质差别,刑法在现阶段更应注重对围绕专用人工智能产生的刑事风险进行防控,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通用人工智能保持克制态度。专用人工智能最具变革性的影响,在于推进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实现全面而深入的交融。专用人工智能的内部风险极有可能是围绕海量数据与智能算法而产生的,其外部风险则表现为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滥用,以及由内部风险转化为现实危害的安全威胁。对此,刑法应坚守罪刑法定的总体底线和谦抑的内在品质,加强对数据安全的保护力度,实现对专用人工智能从设计到使用的全方位调控。此外,从刑法的哲学依据、价值观念、具体认定、适用效果等方面来看,将通用智能机器人作为与自然人并列的刑事责任主体存在较大难度,刑法对此应坚持谨慎克制的态度。

摘要：文章在死刑限制暨逐步废止的理论与立法之考察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分阶段废止死刑的具体构想，包括逐步废止非暴力犯罪死刑之构想、逐步废止非致命性普通暴力犯罪死刑之构想、废除致命性暴力犯罪与战时暴力犯罪死刑之构想。文章进一步就分阶段废止死刑配套制度之设计与影响中国逐步废止死刑的两个社会因素进行了分析。

摘要：在数码环境下,香港地区必须适时完善著作权法律,以适应科技发展对著作权刑法保护提出的新要求。在打击非法上载和下载享有著作权作品行为的刑法完善、惩治通过各种传送科技向公众发放享有著作权作品行为的刑法完善以及为暂时复制享有著作权作品提供豁免的刑法完善问题上,有关机关必须在正确评价数码科技对著作权利弊影响的基础上,综合平衡权利人与社会公众的利益,使得著作权的刑法保护既有利于创意产业的发展,又有利于社会公众分享科技进步的成果。

摘要：中国现阶段的刑法改革与完善应本着"维护社会和谐,贯彻宽严相济,促进刑法科学、进步"之发展目标,正确看待、科学平衡和艺术地处理立法活动中所面对的一系列重大关系,坚持彻底的刑法法典化模式,完善刑法结构,走罪名法定化的道路,同时完善特殊群体从宽制度,进一步减少、限制直至最终废止死刑,不断完善刑罚裁量、刑罚执行和刑罚消灭制度,并进一步完善恐怖犯罪、危险驾驶犯罪、伪劣产品犯罪、知识产权犯罪、妨害司法犯罪、环境犯罪和贪污贿赂犯罪等具体犯罪的行为类型、入罪门槛和法定刑设置,积极推进我国刑事法治建设的新发展。

摘要：虚假信息通过互联网、手机等现代媒介传播时,其具有的隐蔽性和无限制性的特征,可能会严重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破坏市场经济秩序,侵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我国现行刑法中尚没有规定专门的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罪,而是通过散见于刑法中的一些条款对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进行规制,主要涉及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虚假广告罪、诽谤罪等10种犯罪。从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犯罪的构成要件特征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