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胡风新诗理论的核心,是强调诗人的主观作用,认为诗是主观突入客观而产生的情绪的凝结,诗人的主观只有突入客观,与客观达到高度融合,才能创作出好诗。为此,他强调诗人人格的锻造。主张"做人第一,作诗第二",要求诗人真诚地对待人生,做一个"真"人,进而真诚地对待艺术,创作出"真"诗。其基本诗学观点属于"个性主体"论范畴。

摘要：十七年诗在艺术上失败的重要原因是“诗”的结构的缺失 ,缺失的根本原因是惰性思维和非诗理念的制约以及不懂得艺术创作的陌生化原则。这便导致了诗歌结构上的两大顽症 :一是利用流行的政治思维为构思模板进行“克隆” 。

摘要：辛笛早期诗歌中，存在着两组对立的力的冲突：一组是“传统”与“西方”的冲突，一组是“为艺术”与“为人生”的冲突。辛笛以其独特的诗化功能，将这些冲突因素有机地调和统一起来。这就使他早期的诗作精致紧凑、诗味清纯、内蕴深厚而繁复多姿。后期诗歌表现了对新生活的热爱之情。

摘要：朦胧诗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八十年代闯入诗坛后引起众说纷纭，多数人对之看法不高．实际上朦胧诗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有它赖以产生的特殊的时代背景，它在文学史上已无法抹去．它反映了成长于“文革”时期倍受生活冷落和嘲弄的青年诗人的创作实际和创作追求．它有自己独特的艺术特征：主体真实、追求象征和意象化、蕴含着感伤情调和反叛精神．

摘要：21世纪以来,因"第三代"而来的叙述之风依然盛行,但表现得不再像"第三代"同仁那样狂热与偏执。一些诗人开始自觉地将叙述作为一种有效的方法运用于自己的诗写之中。同时,也开始思索这种方法所能达到的艺术高度和其与生俱来的某种局限,不再把它当成无往而不胜的艺术图腾。辩证地处理抒情与叙事的关系,力争让叙事与抒情作无间的融合,让诗性表达在多元共生的状态中完成,已成为诗人写作的共识。"冷抒情"、"留有余地"的叙述方式以及运用细节、场景、戏剧手法构建诗的"隐喻"体系等,成了叙事性写作的重要手段与策略。

摘要：在与以政治为本位的现实主义理论派别论争中 ,胡风建立起了自己的现实主义理论体系 ,对文艺的政治性、真实性、题材与作家主体的作用和艺术技巧等问题都给予了精当而有价值的论述 。

摘要：宋伟富的"小诗"颇具魅力。这种魅力既体现在其出色的艺术表达上,更体现在其独具的思想内蕴上。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之所以欣赏他的小诗,主要不在于它的形式如何优美,而在于其内容给了我们独特的思想感受和人生启迪。宋伟富的"小诗"内容丰富,但概括地看大致有两个主题:"谈人生"与"说社会"。这两大主题各有侧重又互为关联,有时候可能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谈人生,他更多的是赞美坚实的土地、奉献的精神,张扬真诚,批评虚荣;说社会,他则更喜欢弘扬真善美,批判假恶丑。前者着眼于人格历练,后者着眼于社会构建。它们共同体现了诗人关注人生、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与审美追求。

摘要：在曾蒙的长诗《国度》里，诗人并未对他的“国”作清晰的线条呈现，他的重心是对它作天女散花式的勾勒，呈现一种情感化了的艺术影像。《国度》放弃了中国长诗叙事性的传统，撇开故事，以诗人自己的情绪为线索，捣碎了历史进程的线性结构和事实板块。整首诗一直在抖落着，一些碎片源源不断地飘出，让捡拾者凭着自己的逻辑去拼凑。所以，《国度》的诗思跳跃性极大，几乎无迹可寻，但又在跳跃着的字里行间留下蛛丝马迹，给人以星星点点的导引，让读者把历史故事穿缀起来，穿成风景和诗意；在故事的戛然而止处，抒情之线尽情游走。

摘要：中国20世纪诗歌与民族精神交织得十分紧密。它的萌发、发展与成熟直接导源于民族精神现代化的发生、发展与完成。与民族精神的这种特殊关系,便促成了中国新诗的"四性"特征:工具性、现代性、创新性和民间性。四性特征标识了20世纪诗歌的个性,同时又是对民族精神现代化的绝好印证。这是它区别于两千年古诗的本质所在。从民族精神视角解读新诗,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它的发展历程,总结出其独特的文化意义和艺术价值。

摘要：20世纪30年代,胡风与周扬就典型问题展开了一场极有文学价值的论争。虽然双方观点各有正误,但由于这场论争发生在我国典型理论的初建阶段,所以,对于我国现代文学理论建设和马克思主义文艺典型论的中国化具有重要的开创性意义。然而,由于他们又都是从认识论的一般性原则出发阐释典型的本质的,因而,未能划清图解生活与艺术概括、审美创造的本质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