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因鲁迅对于《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格外褒奖,致使人们此后一直就把讽刺当作了《儒林外史》最显在的标签,甚至将其视为单纯的讽刺小说。而事实上,这样很容易遮蔽《儒林外史》最值得我们关注的优长之处。用讽刺来定义或者概括《儒林外史》的成就,对它不仅不能是一种提升,反而会变成一种限制。事实上,通过我们对小说中众多人物已然做过的分析,也不难发觉,作者的讽刺笔调并不多见,倒是处处显露出厚道温良的情怀,而这又恰恰是讽刺的反面。

摘要：古希腊视觉中心主义的真理观奠定了相应的西方认识论范式,并促使其后的艺术美学理念逐渐向俗世的实在维度靠拢;而一向注重听觉的中国心学却始终以静、空的时间体验方式将真理的理解置入了超越于空间之上的虚无维度,以谦卑的姿态在视觉霸权的压制下顽强进行着人生归属感的寻求,也正是这种归属感型塑了中国艺术文化内敛、体恤以及高蹈的独特品性。

摘要：古而有之的“文以载道”思想为中国文学奠定了由国家立场进行取景和书写的根深传统，但事实上，在更早的春秋战国时代，诗歌即已经开始作为“外交酬酢”的方式，担当起“言诸侯之志，一国之志”①的宏大叙事了；只是那时的国家概念尚不具备现代性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内...

摘要：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亚梅加·金凯德还是一个相当陌生的名字，她却是美国当代极为重要的作家之一，时常被评论家们拿来同沃尔·索因卡、德瑞克·沃尔科特、托妮·莫里森以及维·苏·奈保尔等作家相提并论。仅仅由此，我们亦不难看出亚梅加·金凯德在美国乃至英语文学界的显赫地位，因为这里所涉及的四位作家分别是1986、1992、1993和200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当然，这种相提并论的动机里难免含有种种复杂的因素，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确信的。

摘要：中国史学之发达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即造就了中国叙事艺术的范式与成熟。当然,这种叙事艺术并不是针对史诗或小说这类纯粹意义上的文学文本而言的,而是指《国语》《战国策》《史记》和《汉书》等之类史传文本所借以表述的策略和规则。因此,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始终难以脱离当时历史话语的叙事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历史还未能成为它的对象化表现内容。它对历史的观照还不是立于自己的基点上的,它所书写的历史尚不属于小说特有视域中的历史。

摘要：在读者印象里，王蒙一直就是个具有敏感政治情绪的作家，难以遏抑的政治激情几乎贯穿着他的每一部作品；包括新近出版的“季节”系列长篇小说，依然沿袭了王蒙在写作中情有独钟的政治主题。但有必要加以澄清的是，王蒙在写作中所显示出的政治情绪，并不能说明他的写作只是为政治而政治的写作。

摘要：视觉与听觉属于审美消费过程中的两种范式,前者偏重于理性,后者偏向于感性。以古希腊哲学为基准确立起来的西方形而上学正是以视觉为本位的,而中国古代老庄哲学构建起的则恰是与其截然相反的听觉中心主义传统。如此两种哲学传统直接促成了东西方不同的文学艺术样式。但“五四”启蒙运动对于西方理性的推崇和借用,消弭了中国这种听觉范式的文学艺术品格,将其引向了视觉中心主义的道路。这一道路通向当代之后,愈走愈远,致使文学艺术严重疏镦了情感,转向欲望的无节制膨胀。文学艺术不再是丰富人们的感受,而是剥夺人们的感受,将读者训练成冷漠的“凝视”者和“窥视”者,进而遏抑住他们想象的冲动。特别是当下这个所谓“读图时代”的来临,更是表明了人们仍然还没有意识到视觉对于我们的无情剥夺。

摘要：在“新写实”小说成功地摧毁了市民日常生活中的诗意可能性之后,一切有关现代都市的言说便为大量琐碎的现实“历史”所垄断,而浪漫“传奇”则像一张过时的都市商标只能重温记忆里的辉煌了;人们在都市欲望的恫吓下,个个有如惊弓之鸟,再也不敢奢望在这种境况里还能有什么浪漫的奇遇。他们宁愿聆听庸俗的张大民那贫嘴式的幽默,也不屑一顾高雅的理想主义者那充满激情的倾诉。对于崇高和清高、抒情与矫情之间的语义差异,他们完全丧失了判断力。自甘沉沦的快感下滑,从此成为时代的明智风尚。也正是源于这个原因。

摘要：《台北人》是白先勇小说创作成熟的一个转折点,其中的一系列作品无不流露着显在的伤感主义情绪;透过此种伤感主义情绪的实质,我们不难洞察到白先勇对于那个时代的矛盾心理,同时亦可由此感知历史之于个人命运的影响。而针对其伤感主义情怀艺术表现手法的分析,则又可以使我们领会到作家含蓄的悲剧美学观。

摘要：华夏民族神话资源的匮乏,在某种意义上正说明了该民族想象力的先天性贫困。鲁迅曾从唯物的层面上穷其根柢,释义为"中华民族先居在黄河流域,自然界底情形并不佳,为谋生起见,生活非常勤苦,因之重实际,轻玄想"。这一在生存逼压下所养就的"重实际,轻玄想"思维模式,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始终左右着人们对小说艺术的偏执审美,那便是对现实的强烈关注以及对想象的过度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