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设计合理环境规制,降低农业面源污染,改善公民健康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策略.因此,厘清农业面源污染、环境规制与公民健康三者内在关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Grossman宏观健康生产函数和2007-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 法考察了农业面源污染、环境规制以及二者交互项对公民健康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结果发现,农业面源污染与公民健康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农业面源污染的不断恶化显著增加了食源性疾病发病数;环境规制与公民健康之间呈倒“U”型关系,拐点临界值为3.079;仅提高环境规制强度不仅不利于降低农业面源污染健康风险,反而引致隐形经济规模扩大,出现了显著的“绿色悖论”;2007-2012年、2013-2018年两时期检验结果显示,强化农业污染源监管能够显著减弱“绿色悖论”,并重塑环境规制政策的健康红利.

摘要：环境规制是实现农业面源污染减排的重要手段,而科学合理地划分环境管理权力是夯实环境规制减排绩效的制度基础。厘清环境分权、环境规制与农业面源污染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优化环境管理体制和促进农业绿色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鉴于此,文章将环境规制、环境分权和农业面源污染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基于2005—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考察了环境分权、环境规制与农业面源污染的内在联系。研究结果显示:①环境规制是抑制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手段;环境分权、环境监察分权和环境监测分权对农业面源污染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环境行政分权对农业面源污染则表现为负向作用。②环境事务管理权力的下放将恶化环境规制的农业面源污染减排效应,引发“绿色悖论”效应,其中环境监察分权和环境监测分权的影响尤为突出。③从区域层面来看,中西部地区环境事务管理权力下放引发的“绿色悖论”效应显著,而东部地区则不显著。④环境规制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随环境分权程度的变化呈现出门槛特征。伴随环境分权程度的提高,环境规制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由“援助之手”转为“攫取之手”。因此,为解决日益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应制定差异化的环境分权策略。一方面,环境行政权力应适当下放,而环境监察和环境监测权力要逐步上移;另一方面,进一步压缩中西部地区环境政策自由裁量空间,加大农业环境考核与监督力度。同时,建立长期动态农业面源污染监测体系,形成联防联控治理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