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尝试结合当代心理学家、音乐家、教育家何绍甲先生《冰庵印选》和他传世书法作品的印鉴以及相关文献史料等,对何氏篆刻艺术的风格、类型、意趣等方面进行初步的探析,并将之置于宏观的当代广东篆刻史之中,进一步挖掘出何氏篆刻技艺以外的学养与篆刻艺术语言的融汇以及当代岭南学者印风的特色及其艺术传播的策略等。

摘要：在走向纯粹艺术形式的当代篆刻发展格局中,同属于中国民族意识形态的中国画与篆刻的关系日益密切,两者在相互的影响和作用下,产生了内外的发酵。概而论之,一则篆刻与中国画在技法、品评等层面上的融通;二则(金石)篆刻积淀对当代中国画发展传统理念与民族意志的强化与认同。基于此,本文以中国画品评叙述语系及其发展的框架为参照,对篆刻与中国画表现技法与审美品格等方面的关系进行微观地考察,并进一步探讨篆刻视域对延续至今的中国画改革与发展的传统立场的支持。

摘要：新见东莞可园张敬修家族的四种印谱既展现了张氏一门的金石家学及其对金石研析风气的倡导,又揭示出其时岭外、岭南印人之间的交流和不同文化的融贯。从受常云生、余曼庵和徐三庚影响的时人印风式微,到“东塾印派”崛起,进而黄牧甫印风生成的岭南印学发展流变中,体现出异质、异域文化在岭南对流碰撞、吸收融贯的动态发生。

摘要：本文对符翕生平尤其是他在中法战争前后鱼雷局事时的艺事及艺术进行考析,试图论述"拙吏"符翕之于黄牧甫、居廉艺术影响的外在因素和意义,并进一步探讨官方认同的确立及其对艺术传播的影响。

摘要：一近现代无疑是岭南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最为波澜壮阔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自晚清以降广州一口通商所带来的经济勃兴以及近代民主革命的发韧都为岭南文化艺术带来良好的契机。社会剧变促使了艺术语言形式的深层次变革。在＂乘帖学之坏＂之际,朱次琦、陈澧、潘存、邓承修、李文田等为开碑学先声,后又经康有为、梁启超求思创变,推动碑学的发展,使岭南碑派书法繁荣一时无两,并影响至今。而之于近现代岭南篆刻一门,不仅其艺术本体的实践和理念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摘要：钤盖于黎简《山水图轴》(4778年,佛山市博物馆藏)、《山水诗画十六开册页》(1781年,广州艺术博物院藏)、《啸傲烟霞图册》(1789年,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大乌峰图》(1790年,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山水》(1795年,广州艺术博物院藏)和《咏梅集古三十首.题词》①等书画作品的“黎简私印”(白文印),以及“黎简”(白文龙虎印)、“简民”(朱白相间印)、“小子狂简”(朱白相间印)、“黎简写本”(白文印),“简民”(白文印)等黎氏书画用印的“简”字均篆作“蕳”(或其异体字“蕑”)。

摘要：本文通过对晚清岭南花鸟画坛巨擘居巢、居廉在金石收藏、篆刻实践和印学交游等方面的钩沉与考察,一窥乾嘉以降,由外贸所带来岭南经济的勃兴,促使公私金石书画收藏的繁盛、篆刻艺术的崛起与积淀;并从其时游粤宦仕、印人与岭南文人群体金石交流的路径与状况,进一步探讨"浙派"印风对岭南篆刻的影响与融会,从而论述岭南篆刻风格生成与发展之流变。

摘要：易大厂的篆刻根柢于他的“广雅旧学”。一方面,易大厂取法赵之谦,又主攻古玺、汉凿印、六朝朱文和拟甲骨文、金文、古镜、泉币、《天发神谶碑》等高古、写意一类的文字“印外求印”,从而形成了简古自然、“入玺攻汉”的篆刻风格。另一方面,易大厂喜酒微醺时奏刀,以锈、钝刀,“棒、杵之法”或“大厂扫雪法”,并根据不同艺术效果需求的篆刻用材快刃急成,从而构建了以刀痕石趣为审美追求的刀法体系,开晚近一新纪元。

摘要：清同治末年至光绪初年间,徐三庚为访友、揽胜与稻粱之谋曾两度游粤。在总共不到两年的游粤时间里,徐氏留下了大量的书迹印作,这些作品主要见诸岭南丛刊、印谱和他本人的篆刻专集之中。通过稽考这些文献,可知徐三庚游粤之作的41位受主大都与王韬有着直接或隐性的关联。徐氏正是通过与这些人的频繁互动,逐渐形成、扩大其交游网络,并使其印风广为传播于岭南的。清中期以来,伴随着市民阶层的崛起以及西方物质、文化的双重冲击,广州的社会风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深受大众喜爱的世俗文艺成为时代的宠儿,积蕴于岭南文化地理的"赏奇好异"风尚也盛行至极,成为粤人普遍的观物心态与审美标准。由此,徐三庚"新奇可喜"的印风又引发了岭南印人的竞相追逐。然而,这种并非出自直接教导、流于表面摹拟的潮流,延至民国甚至有了"徐毒"之谓,流弊丛生而渐趋式微。

摘要：在清代中后期的岭南篆刻发展脉络中,以谢景卿、黎简、尹右、陈澧为代表的篆刻流派无疑是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支。得益于粤中经济文化的迅猛发展和金石器物的丰厚积累,他们追根溯源,以秦汉印、元朱文印为宗尚,开创了以古茂浑雅、光洁静穆为美学特征的本土印风,历久不衰,并引起了学界的关注。然而,对于这个“玉、铜、瓷、石之属,着手便成妙品”的印人群体,其篆刻材料及其铸铜印技的研究至今阙如。笔者不揣谫陋,尝试对这一问题进行粗浅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