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探讨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儿童的父亲和母亲的教养方式,并分析其与儿童情绪问题、电子产品使用、学习动机及家长教养效能之间的关系。方法以190例ADHD儿童作为被试,通过父母教养方式量表分别评价父亲和母亲的教养方式;采用儿童抑郁障碍自评量表、儿童焦虑性情绪筛查问卷、青少年手机使用依赖自评问卷、网络成瘾测试和学生学习动机问卷,对抑郁和焦虑情绪、电子产品使用情况和学习动机进行自我评定。结果父亲和母亲的教养方式各项相同因子间均呈显著正相关(r=0.26~0.54,P<0.001)。儿童的抑郁和焦虑情绪、手机依赖、网络使用、学习动机匮乏均与父母教养方式的惩罚严厉、拒绝否认、干涉保护呈显著正相关(r=0.18~0.40,P<0.05或P<0.01)。儿童的抑郁情绪和学习动机匮乏均与父亲的温暖理解呈显著负相关(r=-0.29,P<0.01;r=-0.20,P<0.01)。家长教养效能,与父母的温暖理解呈显著正相关(r=0.17,P<0.05),与母亲的惩罚严厉(r=-0.15)和拒绝否认(r=-0.20)呈显著负相关(均P<0.05)。结论对于ADHD儿童,父亲的教养方式与母亲的教养方式显著相关;家长惩罚严厉、拒绝否认和干涉保护的教养方式与儿童抑郁和焦虑情绪、电子产品使用和缺乏学习动机匮乏呈显著正相关。家长自我评价的教养效能与儿童评价的教养方式仅存在程度微弱的相关性。

摘要：目的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期间过度使用电子产品的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学龄儿童的家庭功能和家长教养效能进行调查和分析。探讨在应激事件中,家庭功能与教养效能与儿童电子产品使用的关系,为今后干预应激中儿童的家庭提供依据。方法选取ADHD学龄儿童194例,以青少年手机使用依赖自评问卷(self-rating questionnaire for adolescent problematic mobile phone use,SQAPMPU)和网络成瘾诊断量表(internet addiction test,IAT)为依据,划分为电子产品使用过度组(过度组)和使用正常组(正常组)。采用家庭功能量表(family assessment device,FAD)评估两组儿童的家庭功能,采用育儿胜任感量表(parenting sense of competence,PSOC)、患者健康问卷抑郁量表(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 9-item,PHQ-9)和广泛性焦虑量表(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assessment 7-item,GAD-7)评定家长的教养效能、教养满意度和心理健康水平。结果过度组家庭功能中的沟通和角色因子得分显著高于正常组(P<0.05),家长的教养效能、教养满意度得分和育儿胜任感总分均显著低于正常组(P<0.05)。过度组ADHD儿童家长的PHQ-9和GAD-7得分均高于正常组(P<0.05)。家庭功能对网络成瘾产生显著正性影响作用(P<0.05);育儿胜任感对网络成瘾和手机依赖产生显著负性影响作用(P<0.05)。结论存在过度使用电子产品行为的ADHD儿童家庭在沟通和角色功能方面有明显缺陷,且这类ADHD儿童家长对自身教养能力和教养满意度的评价较低,同时家长自身的抑郁、焦虑水平较高。此外,家庭功能和家长的育儿胜任感可影响ADHD儿童的电子产品使用行为。提示,干预应激中ADHD儿童的电子产品使用应注重提升家庭功能和育儿胜任感。

摘要：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是一种普遍存在且使人衰弱的疾病,其诊断依据是持续性和发育上不适当的过度活动、注意力不集中和冲动[1]。ADHD的病因和病理生理学尚不完全清楚。有证据表明ADHD有遗传基础,但它可能涉及许多个体效应较小的基因。额叶、尾状核和小脑蚓部的尺寸差异已被证实。目前,对ADHD症状和功能损害的评估需要探讨更客观的生理学指标,除外应用脑电生理和影像学技术的研究。ADHD与儿童期的学业、社交和行为功能受损有关,进一步可能会表现出感官问题和空间意识问题。眼动实验是其中值得探索的一个方向。眼动研究被认为是视觉信息加工研究中较有效的手段之一[2]本研究通过对ADHD和健康儿童进行Tobii Pro X3-120眼动仪检测,探究ADHD儿童视觉注意加工基本特征的眼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