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维米尔的野心》一书出版于1993年,是法国艺术史家达尼埃尔·阿拉斯继《细节——一部贴近绘画的历史》后的又一力作。通过贴近维米尔的生活、艺术、信仰,并细读他的绘画作品,作者深入画家创作过程的核心理念及其图像制作方式,探索其作品在17世纪荷兰绘画背景下的原创性与诗意品质。

摘要：在卢浮宫“早期文艺复兴绘画”厅中有一幅14世纪那不勒斯地区的《耶稣受难》。画中描绘了一个欧洲宗教艺术中反复出现的主题“耶稣受难”。画面顶部耶稣与盗贼的部分残损严重，耶稣下方是以圣母为中心的旁观的人群。在画面正中有一个令人凉讶的细节：几个士兵围坐在一起，中间盘腿坐着一个东方人。

摘要：本文研究一件18世纪外销玻璃镜画《牧羊女图》,画中描绘一位穿着中式服装,打扮为牧羊女的欧洲贵妇。这类“牧羊女”多次出现在18世纪60年代的外销英国镜画中,其矛盾的形象回应了18世纪英国社会的两股热潮:“回归田园”和“中国风”。本文针对这一现象,通过讨论图式的多种来源及其组合方式,以及玻璃镜画的功能和使用环境,呈现英国乔治时代上层社会女性的自我塑造,及其面对中国风的复杂心态。

摘要：本文简要梳理了达尼埃尔·阿拉斯的生平、著作和法国学界对阿拉斯的研究成果,试图从"细节"和"目光"两方面切入,讨论阿拉斯的艺术史研究方法的独特之处。

摘要：在巴黎9号线地铁站Lena的出口有两个标示,一个指向现代艺术博物馆,另一个指向吉美博物馆,此刻,现代艺术与古老的东方艺术正在岔开方向。这时巴黎正当2月,冬日长久不去的阴云逐渐散开,天空出现初春的蓝色,吉美博物馆的穹顶上阳光明媚,很难想象在展馆内部暗藏着一个王朝的＂地下宫殿＂。

摘要：本文是由[热点述评]栏目邀请李军、杨肖、孙晶、董丽慧、郑伊看五位学者围绕跨文化艺术史研究进行的开放式讨论,对话首先从跨文化艺术史研究的对象与边界出发阐述了各自对跨文化美术史方法的解读,进而从跨文化现象的特征角度探讨了跨文化美术史方法与比较主义的区别,最后对个案研究在跨文化艺术史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及其方法论价值进行了分析本文还涉及跨媒介研究与跨文化艺术史研究的关系、跨文化视野与文化认同的复数性、作为跨文化艺术史研究基础的“原物一原文一原境”以及文化遗产意识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等议题。

摘要：一幅失真的图像,有时会是一个美妙的艺术史研究对象。当13世纪的欧洲基督徒想起蒙古人时,脑海里会浮现出什么样的形象呢?

摘要："耶稣受难"是基督教图像中广泛被研究的主题之一,但14世纪在部分《耶稣受难》中出现的一个新现象却被人忽略。本文着眼于一幅14世纪那不勒斯地区的《耶稣受难》中的一个图像细节:士兵争夺长袍,试图通过考察同时期一系列类似图像及相关文献回答两个基本问题:这类新图像的来源为何?是什么样的历史语境孕育了这类图像?

摘要：15、16世纪时,由艺术家共同完成一幅作品或一组作品的例子十分常见。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史家将会面临一个问题,即如何区分画家们在作品中所参与的绘制工作：首先必须评估艺术家个人的作品,在一些情况下还必须追溯艺术史中的某些重要进程。关于这类问题最有说服力的例子要数马萨乔和马索里诺于15世纪20年代中期共同合作的壁画,

摘要：文章讨论了艺术与哲学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的哲学根源。第一部分,但托以奥登的《悼念叶芝》为引,通过奥登和叶芝所认为的诗歌在政治上无能为力说,讨论了艺术和政治的关系。艺术似乎只是扮演着一种类似宗教仪式般的功能,致力于使记忆神圣化,但却于事无补。就此他提出了疑问,既然如奥登等人所说,为什么社会上会普遍流行着一种认为艺术是危险的政治态度?这种态度从何而来?在他看来,这种态度来源于哲学对于艺术功能的剥夺。第二部分,但托试图通过将这些剥夺艺术的理论考古学化,来考察哲学剥夺艺术的历史。他认为这些理论的源头就在柏拉图的美学著作中,并指出了柏拉图抨击艺术的两种途径:第一种是通过"艺术与真理隔了三层"的主张,使艺术看上去微不足道。第二种是使艺术理性化,让艺术做哲学之所做。但托认为在康德和黑格尔的著作中,隐藏着这两种对艺术的压迫。前者认为应当"无利害性"地看待艺术作品。这种做法采用的方式虽与柏拉图不同,但最终都使艺术远离现实生活。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一时期的艺术哲学家,例如乔治·桑塔耶那、布洛等,他们将艺术放在一定的审美距离之外,艺术自此被美学所束缚和削弱。柏拉图抨击艺术的第二种途径在黑格尔的理论中得到体现。在黑格尔看来,艺术和宗教处在哲学之前的绝对精神旅程的最后阶段,它们是哲学在自我异化过程中所经历的阶段—绝对精神在经历了艺术之后,艺术的哲学使命就完成了,因此它必将让位给宗教和哲学,艺术在此意义上走向了终结。因此,为了完成其哲学使命,艺术必须作哲学之所做。在这一点上,杜尚的作品极好地印证了黑格尔的观点,他通过《泉》,在艺术中提出了一个哲学问题。在但托看来,正是这两种做法造成了哲学长期以来对艺术权能的剥夺。而且,哲学对艺术的压迫最终反过来殃及自身:在实证主义的阶段,哲学之于科学的地位,就恰如在柏拉图的哲学中,艺术之于哲学的地位。但托发现柏拉图抨击艺术的两种方式之间也存在着一种悖论,如果艺术是无能为力的,而艺术又是哲学的异化形式,那么哲学本身也是无能为力的。因此他认为,要解救哲学的困境,首先必须从哲学中解放艺术,最终使哲学和艺术都回归自身。在文章的第三部分,但托试图为摆脱了哲学使命后的艺术找到它自己的定位,他将艺术的作用与修辞的作用联系在一起,认为艺术真正的魅力在于它在情感上的修辞作用,即通过感染人的情感从而影响人的行动,但这也正是艺术被视为危险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