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代教育技术对教育的影响是深刻的、全方位的.现代教育技术是指运用现代教育理论和现代信息技术,通过在学与教的过程中,对学与教的资源的设计、开发、使用、评价和管理,促进学与教优化的理论和实践.面对现代教育技术的滚滚浪潮,广大教师必须转变教育观念,以创新的教育迎接创新的社会.知识经济呼唤创新型人才,现代教育技术和素质教育呼唤创新型教师.

摘要：目的探讨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公众媒介信任度的影响因素,为政府的风险沟通及对公众的信息行为引导提供参考依据。方法于2020年8月3—13日采用自行设计调查问卷以问卷星网络平台和微信转发的方式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19132名年龄≥18周岁的成年人进行了媒介信任相关调查。结果公众对钟南山和张文宏等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中央媒体、地方媒体、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医疗健康行业媒体、学校/社区/单位组织等、有认证的相关专业专家的自媒体、市场化媒体、有认证的非相关专业的自媒体、微博/微信/抖音等社交媒体的个人发言和评论、社交范围内邻居/朋友/家人/同学等的言论11个媒介的信任度得分分别为(4.6±0.7)、(4.5±0.7)、(4.2±0.8)、(4.1±0.9)、(4.1±0.8)、(4.0±0.9)、(3.8±1.0)、(3.7±1.0)、(3.4±1.1)、(3.1±1.1)、(3.0±1.0)分。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公众媒介信任可提取为权威媒介信任和非权威媒介信任2个公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57.363%。层次逻辑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人口学特征、信息需求与偏好、媒介使用、健康与经历、社会互动因素在权威媒介信任模型中对因变量的贡献率分别为0.3%、11.1%、9.1%、0.1%、0.8%,在非权威媒介信任模型中对因变量的贡献率分别为0.8%、17.8%、6.5%、0.1%、0.1%;体力劳动、家庭人均月收入>10000元、有信息需求、有信息形式和信息情绪偏好、使用权威媒介和非权威媒介、有社会互动的公众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权威媒介信任度较高,自评目前健康状况好的公众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权威媒介信任度较低;家庭人均月收入>20000元、有信息需求、有信息形式和信息情绪偏好、使用权威媒介和非权威媒介的公众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非权威媒介信任度较高。结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公众对权威媒介的信任度高于非权威媒介;家庭人均收入、信息需求、信息形式偏好、信息情绪偏好、权威媒介使用和非权威媒介使用是公众权威媒介和非权威媒介信任度的共同影响因素。

摘要：目的运用描述分析方法探讨县级公立医院薪酬体系的外部问题。方法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设计调查问卷并展开现场调查,利用SPSS19.0对数据进行描述统计分析。结果归纳得出补偿制度、薪酬制度、监督管理制度、医保制度、社会认知5个方面的问题。其中补偿制度、薪酬制度方面的问题平均得分相对较低,分别为45.08分和46.95分;社会认知方面的问题平均得分最高为52.84分。结论针对县级公立医院薪酬体系外部问题,应加大补偿力度,完善补偿和薪酬制度、加强对灰色和医保方面的监管力度,完善其相关监督管理制度、加强社会群体对医院的认知,着力推进与深化县级公立医院薪酬改革。

摘要：目的:对我国现行医保制度问题进行诊断分析并探讨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从我国东、中、西部各地区共抽取1650名医保相关人员开展问卷调查,运用一般性描述分析、x^2检验和Logistic回归分析等方法分析医保制度问题的严重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影响我国现行医保制度问题严重程度的因素为医保整合改革问题的严重程度(OR=2.476)、文化程度(OR=1.834)、医保制度筹资设计的合理性(OR=1.431)、基金运行管理问题的严重程度(OR=1.424)。结论:医保制度改革应重点围绕医保制度设计、运行和改革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完善相关制度设计,保证医保基金安全、可持续运行,制定明确统一的医保整合政策,促进整合改革顺利进行。

摘要：目的：分析职工医保制度对缩小不同收入人群卫生服务利用差距的影响。方法：利用黑龙江省卫生服务调查中职工医保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2013年城镇职工最低收入组的住院率是最高收入组的1.91倍；最低和较低收入组的应住院而未住院率分别是最高收入组的1.41倍和1.78倍；住院自付比是较高收入组的1.36倍和1.48倍。结论：城镇职工医保制度覆盖面与补偿力度的增加，改善了低收入人群的卫生服务利用，但仍未能从根本上消除其服务利用的经济障碍，应强化消除低收入人群公平性差距的医保制度设计。

摘要：2003年SARS危机以来,中国政府全面启动卫生应急体系建设,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建设,我国的卫生应急体系整体应急能力取得了长足进步. 然而,作为卫生应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广大基层卫生人员及社会公众的应急知识和能力的欠缺,仍然成为制约中国卫生应急体系整体效能的短板[1-2]. 各级政府在加强卫生应急体系硬件建设的同时,虽然已意识到软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并加大了对人力培训的投入力度,但研究结果表明:以往开展的短期、一次性培训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知识的持续更新问题. 此外,大量自上而下开展的知识更新和培训活动,由于未能根据受训者的培训需求设计课程,很多培训以课程讲授为主,培训形式单一、缺乏互动和参与性,由于学非所需,导致很多培训效果不佳;更重要的是,由于缺乏持续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培训难以长期化和制度化. 同时由于基层卫生人力缺乏,离岗培训与现有工作岗位需求存在矛盾冲突,也使得培训难以有效持续展开[3-5].

摘要：21世纪人类进入高风险社会,不断增加的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往往会借助于人类复杂社会系统的网络交织和放大机制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引爆并诱发连锁危机[1].因此,提升公民的风险意识、培养一大批具有卫生应急风险防范知识,掌握风险处置技术和管理能力的一大批卫生应急人才,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高等教育优先关注的领域[2-4].在中国,虽然应急知识和能力提升的意义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可,但大学生在卫生风险意识、应急知识、准备和技能方面存在诸多缺陷和不足.更重要的是,如何探索更高效的应急管理教育和培训模式,改变传统只重视知识传授而不重视操作技能和能力培养的陈旧模式、高校的教育亟待改革.本研究对我国高校学生应急知识和能力的现况进行调查与诊断,了解应急教育培训中存在的问题,探索和设计改进传统知识和能力培养的新模式.

摘要：目的了解公众应急准备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路径,为加强公众应急能力建设提供研究依据与参考。方法2014年10月-2015年4月,通过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对我国东、中、西部抽取的3个省份和1个直辖市年满18周岁的3860位居民,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进行公众应急准备行为的面对面调查,.结果目前我国公众的应急准备行为处于较低水平,应急物品准备良好率仅为5%。本研究提出和构建了公众应急准备行为的TKAPSEB(Training-Knowledge-Attitude-Perception-Self-Efficacy-Behavior)模型,模型显示应急知识、应急训练、自我效能、风险认知和应急态度均会对公众应急准备行为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其中自我效能对应急准备行为影响的总效应最大,应急培训与演练也发挥了重要的初始推动和促进作用。结论建议政府、非政府组织在制定政策或者与专业机构和社区在设计和开展能力建设项目时,可通过社区开展应急培训和演练,进行“体验式学习”,丰富公众的应急知识,提高风险意识,增强公众应对突发事件的信心,提高其自我效能,改变相对消极的应急态度,从而对行为改变产生影响,最终改善政府应急管理的处置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