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阐述了数字化仪的原理、功能，针对各种野外模拟测井曲线的数字化，设计开发了微机数字化通用程序，它能适用不同型号的数字化仪。通过对二十几口井曲线数字化表明，应用本程序可取得较满意的效果。

摘要：电网应急资源调度作为电网应急指挥辅助决策系统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在应对电网由于外力因素引发的突发性故障中起着重要作用。根据电网应急资源需求的特点,充分利用接入电网应急指挥系统的信息,以对称三角模糊数模拟应急物流中的不确定性因素搜索最优物流路径。以最大程度增强系统的运行稳定裕度和减小停电损失为目标确定电网恢复顺序,并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应急资源保障率建立电网应急资源调度方案。并用算例验证了该设计方案的正确性及有效性。

摘要：现实考察表明,中国农业经营组织体系呈现出沿着小农户、农业公司、"公司+农户"、"公司+中介组织+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户"等路径不断创新和改进的显著趋势。理论分析发现,其背后的原因是,农业产业链发生着由分离走向整合、由纵向整合走向混合整合的明显变化。其政策含义在于,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农民合作社在以产业链整合为核心的农业经营组织体系演变中作用日益凸显,应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促进农民合作社进一步走向规范化和标准化,使其作为龙头进行产业链整合的能力得到实质性提升,消除推进农业产业化与保护农民利益在某种程度上的"二律背反"现象。

摘要：本文根据四川省309位返乡老一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通过相关统计分析发现:返乡老一代农民工正面临着抗风险能力较弱、生活水平不高等生存困境。这种生存困境并不仅仅是由老一代农民工返乡后短期收入水平下降引起的经济上的贫困,更重要的是由长期制度缺陷对老一代农民工生存与发展基本能力的剥夺造成的制度贫困。因此,政府需要重新系统审视已有的农民工政策体系,尽快弥补现行体制的制度缺陷,通过完善政策设计给予他们返乡之后新的可持续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这不仅是对现行制度的一种帕累托改进,更是对老一代农民工合理权益的历史补偿。

摘要：随着经济林和生态林补贴陆续到期,国家还没有出台更为明确的退耕还林后续政策,如何维护现在的退耕还林成果,更大地激发农户以及社会的造林热情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难题。本文通过对四川省几种典型区域实施退耕还林工程的情况的实地调查,以大量的案例来佐证对退耕还林工程绩效的基本判断,从中概括出影响退耕还林政策可持续性的风险并进行分析,为下一步后续退耕还林政策的设计和实施提供建议和参考。

摘要：在中国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进程中主要出现了龙头企业带动型、中介组织联动型和合作社一体化三种模式。本文认为,从制度设计的角度来看,合作社一体化模式是最优的农业产业化模式;从制度运行的角度来看,农业产业化模式的经济绩效与农业产业化所处的发展阶段紧密联系;从制度演化的角度来看,农业产业化模式呈现出由龙头企业带动型模式向中介组织联动型模式和合作社一体化模式逐次演化的路径。本文最后从上述结论出发,提出了中国现阶段推进农业产业化的相关建议。

摘要：基于对县域产业升级、要素激活、城乡融合、制度创新的总体分析和测度,构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设计经济活力、发展潜力城乡合力、生态实力4个一级指标和24个二级指标,为科学评价我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提供指标参考和目标导向。

摘要：只有建立起受国家保护的、较为完整的产权制度并且找到能够显著降低交易成本的组织设计,才能够实现农村产权的交易价值,并使得农村产权按照市场化原则进行有序的流转和配置,才能真正地实现'赋能于民'的最终改革目标。为了进一步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成都市温江区于2007年拉开了实践和探索的序幕,通过'两股一改'的制度设计,较好地兼顾了要素合法有效流动与农村社会稳定和谐,初步探索了从'还权于农'到'赋能于民'、从城乡要素单向流动到自由有序流动的可行路径。

摘要：2020年之后,我国扶贫开发工作将进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的新阶段。金融扶贫在绝对贫困治理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存在门槛效应制约、基础设施不完善、供给主体内生动力不足、制度保障有缺口等挑战。我国贫困基本态势的转变对金融扶贫创新提出新的需求,相对贫困治理阶段金融扶贫应进一步聚焦于改善农村脱贫生计环境、拓展金融服务广度和深度、推动行政式主导扶贫向市场化脱贫转变、发展农村合作金融。为此,本文提出应以转变治理方略,重构扶贫格局为逻辑架构,以探索动态识别标准、有序瞄准目标、再造金融体系为主要路径,通过完善相对贫困治理阶段金融扶贫制度的顶层设计、推进保险保障与金融赋能减贫的双轮驱动、强化金融扶贫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激励等举措实现以金融扶贫促进相对贫困治理的主要目标。

摘要：2014年,成都市工商部门将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全国、全省工商工作会议及成都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以“宜人城市、宜业工商”为主线,以“市场监管数字化、政务服务现代化、队伍管理准军事化”建设为抓手,全力推进工商改革,全面提升服务、监管、执法、维权工作水平,为成都担当“首位城市”发展重任,加快打造西部经济核心增长极,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作出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