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了解杭州市消除疟疾后传疟媒介按蚊种群及密度现状,为消除疟疾后输入性疟疾再传播风险评估及输入性疟疾防控策略的制定提供依据。方法 2018-2019年选取杭州市10个区(县、市)为传疟媒介监测点,采用诱蚊灯法、人诱法、勺捕法分别进行传疟媒介成蚊种群及成蚊、幼蚊密度监测,同时收集2016-2020年杭州市间日疟确诊病例个案调查资料,对传疟媒介及疟疾疫情流行特征进行分析。结果 2018-2019年各监测点采用诱蚊灯法共捕获各类蚊虫1 686只,传疟媒介按蚊中仅发现中华按蚊(116只,占6.88%),主要分布于郊区和农村,城区未捕获;人诱法成蚊密度监测共捕获中华按蚊834只,7月下旬密度最高,其中郊区点为0.56只/(人·h),农村点为5.63只/(人·h),淳安县达到20.50只/(人·h);勺捕法幼蚊密度监测仅在稻田中捕获中华按蚊幼蚊373条,分布在淳安县、桐庐县和临安区,勺舀指数分别为0.70、0.05和0.02条/勺,7月下旬幼蚊密度最高(平均为0.54条/勺)。2016-2020年杭州市共确诊境外输入性间日疟病例12例,病例主要分布在余杭和西湖区;病例发病到确诊的时间平均为(7.08±8.24)d。结论中华按蚊是杭州市持续存在、唯一的传疟媒介,主要分布在农村且有明显的季节性,境外输入性间日疟病例未及时发现仍存在再传播的风险。

摘要：目的对杭州市间日疟病例感染的间日疟原虫(Plasmodium vivax)裂殖子表面蛋白1(MSP-1)和环子孢子蛋白(CSP)基因的多态性进行描述性分析。方法收集杭州市2008-2019年报告的间日疟病例的血样和流行病学资料。采用全血DNA抽提试剂盒提取疟原虫基因组DNA,巢式PCR分别扩增Pvmsp-1和Pvcsp基因的特异性片段,并进行双向测序。应用DNAStar、MEGA 6.0软件对氨基酸序列进行序列比对和遗传进化分析,并采用邻接法构建系统进化树。采用SPSS 17.0统计学软件对基因多态性及感染来源地进行描述性和归纳分析。结果共收集间日疟病例血样56份,巢式PCR扩增的Pvmsp-1和Pvcsp基因片段分别测序成功44份和54份血样。序列分析显示,44条Pvmsp-1序列可分为4种基因型,分别为SalⅠ型18份、Belem型8份、R-Ⅲ型17份和R-Ⅳ型1份;54条Pvcsp序列分为两种基因型,分别为VK210型52份和VK247型2份。对Pvmsp-1基因的分型特征和感染来源地分析发现,SalⅠ型分布广泛,在我国华东地区,东南亚地区,印度,埃塞俄比亚等多个国家或地区存在。我国华东地区的主要分布类型为R-Ⅲ型,此外,R-Ⅲ型在南亚、东南亚地区也有分布。Belem型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南亚和埃塞俄比亚等国家或地区。对Pvcsp基因的多态性特征和感染来源地分析发现,共有4种多态性特征具有一定的地域特征。结论杭州市2008-2019年报告的间日疟病例的Pvmsp-1和Pvcsp基因存在较丰富的多态性特征,部分特征具有一定地域性。

摘要：目的建立正常孕妇早、中、晚孕期的甲状腺激素参考值范围，为诊断、治疗、监测（或筛查）孕妇甲状腺疾病以及相关研究提供参考。方法在碘营养充足地区一次性横断面调查孕妇及非妊娠妇女，通过统一设计的调查表和实验室检测结果严格筛选出505名不同孕期的正常孕妇和153名正常非妊娠妇女（作为对照），建立甲状腺激素参考值范围；甲状腺激素测定采用化学发光免疫测定方法，参考值范围采用中位数（P50）及双侧限值（P2.5和P97.5）表示。结果进入本研究的所有妇女家庭均食用加碘盐，她们的尿碘中位数均达到了适宜水平，表明这些妇女不存在碘缺乏或碘过量。孕妇的TSH水平在孕早期明显低于非妊娠妇女（P〈0．01），孕中期开始回升，但到孕晚期时仍未完全恢复到非妊娠水平；孕妇的n和瞩随妊娠时间逐渐下降，孕中期和孕晚期均明显低于非妊娠妇女（P〈0．01）；孕妇的TT4和TT3自孕早期开始即明显升高（P〈0．01），至孕中期达峰值，大约是非妊娠的1．5倍。结论孕妇的甲状腺激素水平不同于非妊娠妇女，早、中、晚孕期之间也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建立正常孕妇早、中、晚孕期的甲状腺激素参考值范围具有临床意义。

摘要：目的了解2004—2021年杭州市疟疾流行特征,为制定疟疾消除后防控策略提供依据。方法收集2004—2021年杭州市疟疾疫情相关资料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疟疾报告资料,分析消除前阶段(2004—2009年)、消除阶段(2010—2015年)和消除后阶段(2016—2021年)疟疾病例的发病时间、地区、人群特征和感染来源。结果2004—2021年杭州市累计报告疟疾病例602例,消除前、消除和消除后阶段年平均发病率分别为0.22/10万、0.20/10万和0.18/10万,呈下降趋势;男性分别占63.96%、85.07%和93.75%,18~50岁人群分别占67.86%、82.84%和80.00%,均呈上升趋势(χ_(趋势)^(2)=56.748、39.971,均P<0.001);发病人群职业从农民或民工为主向多种职业转变,商业服务人员由消除前阶段的4.87%上升至消除后阶段的24.38%(χ_(趋势)^(2)=73.308,P<0.001)。间日疟所占比例由消除前阶段的96.43%下降至消除后阶段的7.50%,而恶性疟由3.57%上升至71.25%,且2010年后出现卵形疟、三日疟及混合感染。消除前阶段间日疟发病季节性明显,5—10月为流行季节;消除和消除后阶段无明显季节性。病例地区分布呈现由郊区、农村向城区转移趋势(χ_(趋势)^(2)=74.229,P<0.001)。2010年后杭州市未检出本地病例,疟疾消除后感染来源以境外输入病例为主,占94.22%,其中来自非洲的病例占90.61%。结论2004—2021年杭州市疟疾高危群体为青壮年男性,赴境外从事商业服务人群逐渐成为疟疾的主要传染源,虫种趋于多样化。加强境外输入病例防控,及时发现和处置病例是杭州市巩固疟疾消除成果的主要措施。

摘要：目的为了解非洲输入性卵形疟原虫的二态性,对杭州市确诊的卵形疟病例感染疟原虫的k13基因多态性进行了分析。方法收集2014年2月—2021年6月杭州市诊断、报告的卵形疟现症病例血样22份,根据流行病学确认虫株感染地。提取疟原虫DNA,巢式PCR扩增、测序卵形疟原虫k13基因螺旋浆区206 aa~725 aa的编码区。测序序列与参比序列比对、整理获得cDNA序列,分析cDNA序列的单倍体类型和突变位点。结果卵形疟现症病例血样22份,90.9%(20/22)扩增到卵形疟原虫k13基因224 aa~725 aa编码区的DNA,测序、整理获得cDNA序列16条,存在3种单倍型,Curtisi单倍型、Wallikeri单倍型、突变型的占比分别为31.2%(5/16)、62.5%(10/16)和6.3%(1/16)。Curtisi型与Wallikeri型的序列之间存在c.711等38个碱基替换位点,突变型序列较之Wallikeri型,在c.1998位点出现T>A的同义突变。结论非洲输入杭州的卵形疟原虫以Wallikeri型为主,且突变型与Wallikeri型同源性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