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福建音专,1940年2月由蔡继琨创办于福建永安上吉山。原为省立,1942年改为国立。1945年迁往福州。建国后,于1950年全国高等院校系调整时并入我院。今年是福建音专诞生的50周年,特刊出原该校教授陆华柏的回忆文章,以资纪念。

摘要：吴伯超(1903～1949),作曲家、指挥家、音乐教育家,江苏武进人。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首届毕业生,曾随萧友梅学音乐理论,从刘天华学二胡、琵琶,从嘉祉学钢琴。1927年应萧友梅聘,执教于本院前身的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1931年获比利时“庚款奖学金”,去该国学习作曲、指挥,曾获和声考试一等奖、赋格比赛二等奖。1936年学成归国,继续在上海音专任教。1937年抗战开始后去桂林,曾主持广西艺术师资训练班工作。1939年入川以后,历任百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音乐系主任、中央训练团音干班副主任及励志社交响乐团团长兼指挥等职。1942年以后,任重庆国立音乐院院长,并于1944年创办该院附设的十年制幼年班。1949年1月为去台湾选觅该院新址,因所乘太平轮在舟山海峡撞沉而遇难。代表作有以抗日救亡为题材的合唱曲《中国人》、《冲锋号》及二胡曲《秋意》等。

摘要：我一生走的音乐创作道路,可以归结为八个字:新中有旧,旧中有新.说也惭愧,走了半个多世纪,成绩平平;少壮不努力,老太徒伤悲.我没有真正想清楚的东西,不愿轻易随声附和.例如无调性音乐,我在年轻时就接触到了,但我钟情于祖国的山山水水,失去调性,似乎就失去了我生根的地方,好象不再能辨认出这些山山水水,便感到是难以接受的痛苦选择.我国音乐文化传统、西方音乐文化传统,这两位巨人,前者以庄严的目光,后者以威严的目光注视着我这个三十年代学习音乐的年轻人;他们一直注视了我半个世纪,我顺从也不是,背叛也不是,始终逃不脱如来佛的巴掌心!其结果,我走了一条既不完全顺从,又不彻底背叛的道路.我看不但是音乐艺术,包括我的为人也如此.悲剧在于:旧的嫌我新了,新的嫌成旧了;土的嫌我洋了。

摘要：最近,读《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89年第3期载秦启明同志写的《冼星海年谱简编》(续一),偶然发现他提到我与冼星海、张曙1937年6月间在南京一友人家相遇的事。他并提到我在1980年10月曾写过一篇《回忆冼星海二三事》的未发表文章。我一般写文章是不留底稿的,这篇文章既未发表,内容也就记不清了。但我与冼星海。

摘要：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贺绿汀老师求学的上海国立音专停课了,他只好在炮火声中暂时离开上海,与后来做了贺师母的姜瑞芝女士姐弟结伴回湘;过武汉时,贺老留了下来,得一位已在武昌艺专教书的老师陈啸空的推荐,遂受聘为该校教师,担任乐理、和声、钢琴等课的教学;当时粟仲侃就是跟他学的钢琴。武昌艺专,全称是私立武昌艺术专科学校。它是当时华中几省培养美术、音乐人才唯一的最高学府。“私立”学校的特点是学校办学与学生学习都比较“自由”一点,不那么严格;国民党“党化教育”的空气也比较稀薄,思想“靠不住”的人呆得住。此外就是靠收学费充办学经费,教学设备、条件自然不及公立(国立或省立)学校好。学生学习自由一点也有个好处。

摘要：黄自先生作词并曲(第二段词为韦瀚章先生续撰)的《抗敌歌》,产生于19 31年11月,那正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大规模武装侵略我国东北三省的“九一八”事变发生的两个月后,这是当时高唱抗日救亡内容的第一首合唱歌曲。那时黄自才27岁,他于1929年8月从美国回来,是一位充满爱国热情,同时作曲技巧修养很深的饱学之士。他以非常娴热的西方作曲技巧,用来为表现我们自己的歌词所规定的内容服务,完全做到了二者的优化结合。

摘要：随着引调水工程逐步向信息化、智能化和孪生化发展,针对各层级通信网络与通信技术在适配性上存在的诸多问题,分别建立了技术、智能和经济3项一级指标及带宽、时延、可靠性、安全性、灵活性、先进性、扩展性、建设成本和运维成本9项二级指标,搭建出引调水工程通信网络性能指标模型,并将AHP与FCE相结合,构建了基于AHP-FCE模型的引调水通信网络评价体系,最后以滇中引水工程通信网络为例,利用该模型计算得到引调水工程通信网络汇聚层和接入层最适配的通信技术分别为OSU-OTN和全光PON。可见所构建的指标模型及AHP-FCE评价体系不仅能对滇中引水工程设计、实施提供指引,也能为类似的技术选型工作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