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严谨的五、七言格律体在其奇数行尾韵声调都是仄声,倒数第二行的末尾字基本不押韵,而偶数行尾韵声调则基本都是平声,不是“仄仄平”就是“仄平平”,由此形成“仄→平”模式。这一模式的生成理据何在?千百年来无人就此提问,亦无从回答。追溯我国的乐律诗学传统,比勘会通佛经音乐化的梵呗、歌赞的外来影响,稽考沈约及其前后的乐律诗学论述,三者互参互证,可知这一模式更是一种作为杂合艺术的诗歌之音乐化的结果。作者力证诗律正是借助乐律才得以确立其理论规范,指出沈约一代通过音乐原理阐释格律诗理,致力追索并利用音乐与诗歌的契合点,以乐律驭诗律,以诗律应乐律,由此生成其影响广泛的乐律化格律诗学,使之成为踵武其后的理论家和诗人普遍遵从的准则。

摘要：五四以来的白话新诗一直多受诟病,除了因语言的俗白透明而缺乏意境深度外,很重要的不足就是音乐性问题,与古典诗歌相比则更为彰显。但徐志摩却是一个例外,他通过阅读、翻译与创作的互动,将中外诗歌的音乐化(主要包括音节、音韵、律动与再现等音乐写作手法)呈现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创造性转化。如果说徐志摩的诗歌最大的艺术特色就是富于音乐性,那么,其音乐性最突出地表征为音乐再现艺术的运用,主要体现为完全再现、部分再现和变奏再现及其综合运用。本文通过实例分别阐明其音乐性的师承以及音乐诗学的内涵,将其置于中外诗歌音乐性探求的纵横坐标中,借此为新诗的音乐性正名并予以反思。质言之,徐志摩为新诗的艺术化与音乐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石,促成了新诗的文学性与音乐性本质的回归,值得后来者总结继承并光大之。

摘要：自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1959年)一文发表以来,海内外学界就不乏对影响研究(有意)无意的误读或误释。就中国现代诗歌而言,避谈影响及其转化便无法厘清其逻辑生成机制。本文旨在通过梳理徐志摩的诗歌写作与翻译的内在联系,管窥中国现代诗歌的生成,阐明现代诗人将"影响之焦虑"化为革新之动力,通过自己多方位的创作与翻译,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等方面创造性地转化了西方诗体,不仅使现代(白话)新诗收获了文体的繁荣,也极大扭转了新诗的非诗化发展趋势,找回了它应有的艺术气质。诗人以其独特的翻译与创作的互动对此给出了足堪垂范后人的答案,尽管仍未完全成熟。对于郭沫若、闻一多、冯至、戴望舒、卞之琳等现代诗人翻译家亦当如是观之。

摘要：唯美主义代表人物瓦尔特·佩特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强调艺术的自为性,认为艺术乃无关现实的形式之纯美,艺术的这种"审美批评"就是评价每件艺术作品在此意义上趋近音乐规则的程度如何,所谓"一切艺术都以趋近音乐为旨归"。这一著名论断影响深远,但在中国的理论旅行中,其身份却一直比较模糊,甚至以讹传讹。因此有必要追索其相关版本源与流,以还其本来面目。

摘要：歌曲翻译一直是一个少人涉足亦少人关注的领域，因为这一跨学科的实践要求颇高，不仅要精通文学、多种语言，更要有很高的音乐艺术素养。因此在实践方面能有所成就已难得，如果在理论方面也卓有建树则更是凤毛麟角——薛范先生就是这么一位通才。

摘要：新诗之不足,除语言过于松散,意象过于显豁外,另一主因就在于缺乏音乐性等艺术底蕴。新诗伊始,“诗体大解放”就决意疏离并摒弃传统,重拆解而轻建设,普遍疏于对中国古典诗歌音乐性的纵向继承,更对西方音乐诗学横向移植、译介与转化不力。尽管新月派和象征派诗人通过译介与创作的互动,在新诗的格律和音乐性方面取得不少实绩,但诗人和批评家普遍缺乏中国传统与现代西方音乐艺术的良好学养,这一点无论与中国古代诗人相比,还是与西方主流自由诗人的音乐化写作相较,都有明显的差距。载道文学观的强势,对诗歌本体的认知偏差,使得新诗过于强调其教化功能,忽略其美学价值。回顾与梳理新诗音乐性的历史,有助于诗界和评论界在古今、东西的坐标中去定位新诗,促进现代诗歌创作和研究的美学回归。

摘要：长期以来,在音乐领域,相比古典音乐(以交响乐为代表)一直被理所当然地奉为高雅文化而备受尊崇,成为身份政治的象征与学术研究的正宗;流行音乐(以通俗歌曲为代表)则一直被视为低俗文化而难登艺术的大雅之堂,被严肃的学术研究拒之门外。不过,上世纪中期以来,这种表征为高雅艺术(前者)的现代主义与表征为大众文化(后者)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大分野"及其构建的政治、美学与文学理论体系与基础已经变得日渐陈腐,"高雅艺术与大众文化的种种边界日渐消泯"(1)。越来越多的学者和艺术家开始摒弃高低雅俗的等级偏见,探索大众文化及其相互间的互惠互利。

摘要：徐志摩通过自己多元化的创作与翻译,尝试并创造性地转化了众多西方诗体,在诗歌翻译与创作的互动中找到了良好的平衡和契合点,极大丰富了现代(白话)新诗的文体形式,也较好地避免了新诗伊始广为诟病的非诗化之弊端,促成了其音乐美学艺术气质的回归,值得后人发扬光大。五四以来的闻一多、戴望舒等现代诗人翻译家(或译者诗人)亦可如是观之。就中国新诗而言,外来影响是新诗现代性生成的条件与结果,无需回避,借此反思学界对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一文的误读。

摘要：庞德始终关注并强调诗歌与音乐的相互关系,并依此构建了独特的音乐诗学。为了反抗表征为五步抑扬格的“节拍器序列”的僵化传统诗律,他依据情感的“音乐序列”提出了“绝对节奏”,以期在音乐节奏的“固定元素和可变元素”中求得平衡。为了发掘语言与音乐的互动效果,增强自由诗歌的艺术性,他创新了“音诗”理论,以期“通过言语的声音和节奏来诱发情感的交互作用”;同时,为了融合东西方跨越语言文化的多主题、多声音,他创造性地使用赋格的手法统筹《诗章》的文体结构,使碎片化的诗歌主题皆有法可依。庞德的音诗理论为欧美现代新诗的批评与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现代诗歌的本质,并反思中国诗歌中的自由与格律等诗学本体问题。

摘要：双关是活跃于英汉两种语言的一种特殊的辞格,古今中外遣用这种指桑说槐的修辞的不乏其例,收到了良好的艺术效果。但由于英汉语言中音义的巨大反差,相互转译的可译度便大打折扣。对这一修辞进行对比分析,以期在译入语中再现原语的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