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二元土地所有模式对宅基地(使用权)的处分限制是宅基地流转困境的根本原因。被限制之处分(权)是指法律上的处分(权),该处分(权)为财产权利的当然内容,并非所有权的权能。所有权处分权能主要指事实处分。宅基地的处分限制属于权利限制中处分自由的限制。三权分置本质上是承认宅基地使用权之处分(权)的制度设计,其理论基础在于母子权利结构及作为其基础的所有权弹力性理论的扩大适用,突破处分限制存在解释论与立法论两种方案。既有三权分置之框架需要重构,“资格权”为用益物权,而非集体成员权后置固化为权利内容;“使用权”仅是资格权部分权能的处分,是资格权的次级用益物权。

摘要：随着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展,随着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展,AIGC已经导致或将潜在导致一系列风险。设计一个AIGC综合监管框架时间紧迫且任重道远。OpenAI基于Transformer架构开发的自然语言处理模型ChatGPT所展现的能力,引发人们对生成式人工智能(GAI)的关注。与决策式/分析式人工智能(Discriminant/Analytical AI)不同,GAI在根据既有数据集执行任务之外,还能通过学习数据中的联合概率分布,创造出全新的内容,在音乐和艺术创作、自然语言生成、图像合成等方面已取得不俗成绩。

摘要：《民法总则》第122条规定了不当得利一般条款,但忽视了不当得利一般条款的设置模式问题,在规范内容上存在严重不足。文章考察了德国法"单一型一般条款模式"与苏俄民法"复合型一般条款模式",提出《民法总则》应采取"复合型一般条款模式"。《民法总则》第122条应增加不法原因给付、给付系履行道德上义务及知道无债务为给付三种排除事由,明确界定不当得利返还客体,区分得利人善意恶意确定不当得利返还范围。文章具体设计了"复合型一般条款"的法律条文并说明了理由。

摘要：智能合约以自动售货机为最初原型,随着区块链网络的发展而呈现勃兴趋势。其突出特点是自动执行,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并减少纠纷。目前理论和实践对智能合约有不同界定。智能合约存在不同的形态,应采广义和狭义两种观点进行认知。当事人发布智能合约是可以变更权利义务的意思表示行为。智能合约的发布及其代码执行本质是电子合同,但是前者的升级版本。在现行法下,仍应将智能合约的发布及其代码执行行为认定为法律意义上的合同。一般来说,一方当事人发布智能合约为要约;另一方对智能合约代码的调用和执行为承诺,但该承诺在性质上为意思实现而非意思表示。我国应结合民法典合同编的编撰、《电子商务法》的修改讨论对其应然调整路径的设计。

摘要：民法典编纂需要正视习惯立法问题,以习惯法作为相应规范设计的参考依据。我国台湾地区对祭祀公业和合会习惯立法的经验可资参考。祭祀公业和合会习惯自身存在的问题,催生了对于两者的立法。我国台湾地区通过制定特别条例的方式,完成了对祭祀公业的立法。而对合会的立法,则由其"民法"债编修订直接完成。但是,两者立法也引发了进一步的问题。民法典各分编编纂应慎重对待既存习惯法,习惯立法应尊重人民对于相关习惯法的法的确信,开展一定的习惯调查。

摘要：在传染病疫情防控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应明确个人信息自决权的权利存在并予以保护,积极回应立法缺失的现实状况,探索形成完善的公共健康领域的个人信息权的保护体系。在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日渐增多,允许对个人信息自决权设有例外,为法律政策综合各种利益预留了空间,但这种例外应转化为层次丰富和逻辑严谨的规范设计,强调对例外的严格限制,从而实现疫情防治与个人信息自觉利益平衡后的效益最大化。

摘要："人工智能"正在或将要被广泛地应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随之而来的技术、人伦、责任等问题给现有的法律制度带来了极大的挑战。首先要从法律的角度厘清什么才是真正的机器人;在此基础上,充分了解机器人技术的发展现状以及未来发展趋势;同时借鉴网络法的发展经验,为新兴技术找到合适的隐喻,以便于能够设计出与之配套的法律制度对其进行有效调整;最后,还应独立地看待机器人,不能以高度人格化的方式将其与人类进行类比,以避免陷入过度地将人形机器人拟人化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