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污点证人作证豁免表现为一种司法交易,而本质上却是一种对追溯证明艰难的妥协,更具有实践必要性。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最大限度地消弭证人出庭作证的心理恐惧,也为获取自愿性言辞证据提供激励性保障。新刑诉法对该制度规定的缺失必然导致其新增的"强制证人出庭作证"与"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再次沦为制度的"花瓶"。污点证人作证制度难免伤及实体公正,应对其案件范围、豁免模式、适用程序、保障措施等作出理性设计。此外,要规范作证的方式和内容,警惕"狱侦耳目"的伪证行为。

摘要：通过比较法考察,律师在场权的理论的繁荣并未体现在其实践之中,即律师在场权制度的"存而不用"或"很少适用",才是其价值最大化的理想状态。究其原因,律师在场权的实践效果与诉讼制度对口供的依赖、诉讼文化的影响、沉默有罪的推定以及有利可图的替代性措施等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实践反复证明,我国刑事错案的证成常非基于一种制度逻辑自觉演绎的必然结果,而是在"真凶再现"与"死人复活"的铁证之下,公安司法机关被逼到死角而不得不为之的行为,而错案又常常根源于被追诉人的有罪供述。鉴于此,赋予侦查讯问律师在场权便成为预防错案的重大立法期待,并将其原则上适用于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上刑罚的案件,并以"第一次讯问"为时间节点。与此同时,

摘要：理性的审级制度不仅应当着眼于裁判结果的公正,而且更应当兼顾裁判程序的正当,而且程序的刚性更有利于裁判结果的准确实现。中国现有的审级制度一审程序的正当性有待完善,二审审判应当实质化,针对不同的案件性质及其严重程度,应设计不同的审级制度。

摘要：根植于权力制衡与私权保障的法理根基,司法审查逐步演化为权力行使与私权救济的法治经典模式,并以正面授权与反面救济为其实践样态。针对我国现阶段强制性侦查措施设计与运行现状,构建我国强制性侦查措施司法审查存在理想与现实两种模式,前者旨在构建法官负责全部强制性侦查措施的司法审查,而后者主张逮捕决定前(含逮捕)的强制性侦查措施的审查由检察官负责、逮捕后强制性侦查措施的采用及羁押必要性审查由法官负责,而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强制性侦查措施的采用均应由法官审查。

摘要：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是检察机关的两大重要职能,捕诉关系直接影响刑事诉讼活动的开展。尽管"捕诉合一"还是"捕诉分离"争论不一,但是,基于捕诉合一试点运行情况,推行捕诉合一势在必行。当前,"捕诉合一"还是"捕诉分离"不再是讨论的重点,如何实行捕诉合一才是重要的工作部署。对于捕诉关系的调整,捕诉合一应当从制度层面予以设计。捕诉合一的设计需要和司法责任制、逮捕诉讼化、听证审查、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等制度调整相适应。捕诉合一改革功效的发挥更多地需要通过具体的办案机制来落实。基于捕诉合一试点地区所积累的经验,捕诉合一办案机制需要从分案机制、侦查引导机制和案件评查机制等方面进行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