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人才争夺战”的背景和区域人才政策的视角,利用自然语言分析(NLP)、文本挖掘等方法整理出2002-2021年中国3308项地方性人才政策的量化数据,设计得到“多地区-多政策”维度下的人才政策量化标准、流程与评价体系,在此基础上结合个体微观数据,考察了城市人才政策对人才流动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1)城市人才政策综合得分的提高能够显著增加该城市被人才选择的概率。从城市视角来看,较小规模城市、非省会城市人才政策的作用更为明显。从个体特征来看,高学历、高收入以及25-54岁中、青年人才群体对人才政策综合得分的变动更为敏感。(2)具体到引育留用四类政策环节上,不同地理区域城市所出台的人才政策在各政策环节的实际效果上存在显著差异。东部沿海城市、南方城市的引才、留才和用才环节政策均能显著影响人才流入,而内陆地区育才、用才环节政策作用不明显,北方地区仅留才环节政策能够产生效果。(3)具体到奖励型、保障型、发展型三类政策工具上,不同年龄阶段、不同类型人才群体对各类政策工具的偏好也有所不同。就年龄而言,35岁以下人才群体对生活补贴、薪酬待遇等短期性、补贴型的内容变动较为敏感,而35岁及以上人才群体则相对更关心子女入学与个人职业发展等保障型与发展型政策。就不同类型人才而言,创新创业人才对金融支持、创新载体建设等发展型政策的变化十分关注,而企业经管人才更关心生活补贴与个人所得税税收优惠等奖励型政策。农村实用人才则更看重保障型政策,如户籍政策等。

摘要：本文基于中国技术创新“数量长足、质量跛脚”困境和激励政策设计的理论视角,讨论了中国技术创新典型激励政策的整体导向与理论逻辑。具体而言,本文首先基于手工搜集整理的科技创新政策文件数据,分析了中国技术创新政策的文本导向等特征性事实;其次,基于技术创新质量的新测度方法与微观匹配数据,检验了中国技术创新典型激励政策的执行导向;最后,构建了一个科技政策激励模式选择的理论模型,探讨了科技创新激励政策设计的理论逻辑与最优策略选择。研究发现:(1)政策文本上,中国科技创新顶层设计重视创新质量但执行落地时总体强调创新数量;(2)政策执行上,作为科技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其激励导向分别为“数量优先”和“质量优先”;(3)政策设计上,科技评估资源约束下的最优机制设计是普适型与质量门槛类选择支持型相结合的数量激励策略;(4)科技创新主体规模大、技术创新质量测度难、科技评估资源受约束,是中国现行技术创新激励政策设计以及“数量长足、质量跛脚”局面的重要原因。

摘要：从业经验的积累将如何影响投资的风险偏好,是经济学理论和现实生活中备受关注的话题。本文运用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普华永道事务所的数据,基于对该事务所投资情况的特征性事实分析,构建反映员工投资风险偏好的综合指标,实证检验财务从业经验对员工投资风险偏好的影响。研究发现:财务从业经验会使投资决策更加保守。这一结论在以不同方法衡量投资风险偏好时均成立。随着年龄的增长,投资者的投资风险偏好将更加保守,因此出现了年龄增长对投资风险偏好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财务从业经验对投资风险偏好的作用效果具有地域与学历异质性。本文的研究对于厘清财务从业经验对投资风险偏好的影响,进而更好地调控金融市场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摘要：最低工资标准调整的企业成本效应长期以来广受关注,而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对外资企业的影响尚缺乏详细的理论研究和全面的微观证据.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两国框架下同时考虑进入与退出的异质性企业生产决策模型,理论分析发现东道国最低工资标准上升提高了外资进入门槛,进而阻碍了外资企业活动.在此基础上,利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数据库、中国税收调查数据库等,从外资进入和退出、生存和死亡等角度全面检验了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对在华外资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标准的提升,显著抑制了外资企业创业活跃度,但对外资企业死亡、撤资以及净进入的影响都不显著;最低工资对外资活动的影响,主要通过企业生产率门槛这一作用机制来进行;最低工资标准的执行力度差异,导致了最低工资标准对创业活动的内外资异质性效应.本文对于正确评估最低工资对外资活动的影响,制定与"引外资""稳外资"、外资质量和结构优化相适应的劳动保障政策,都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摘要：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要素,而创新型企业则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主力军。创新型企业如何顺利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市场产品,是其在成长过程中所面临的实际挑战。为探讨这一问题,本文基于企业存活或退出的新视角,实证检验风险投资对创新型企业成长的影响。研究发现:(1)风险投资不仅显著降低了企业退出概率,在长期内还提升了创新型企业的市场估值,增加了其成为“独角兽”的概率;(2)风险投资激发了企业的创新活力,扩大了企业规模;(3)风险投资对高风险行业、早期融资轮次中的创新型企业成长的扶持效果更为明显。因此,风险投资是创新型企业成长的重要力量,能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强劲动力,应进一步从“募、投、管、退”全链条全生命周期各环节完善风险投资制度建设。

摘要：中国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制造业的绿色转型事关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必由之路。绿色转型研究由“增长的极限”转向“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双赢”的可持续发展,从转型过程与转型绩效视角界定绿色转型内涵,并探究主动转型和被动转型两种方式对绿色转型的影响。本文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从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三大视角梳理了体制机制障碍、意识障碍、技术障碍、资源障碍四重挑战,并阐述了碳中和目标下中国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四大路径: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制定环境规制措施;加快建立多效环境制度与工具体系;加快建立绿色制造管理体系;持续推动形成绿色消费体系。

摘要：基于“人才争夺战”的背景和城市人才政策的视角,在“多地区—多政策”模式下政策量化的标准制定及流程与量化评价体系设计等方面开展探索性研究,并利用自然语言分析(NLP)、文本挖掘等方法,整理2002—2021年中国3308项地级市人才政策的量化数据。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人才政策在数量与质量方面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其演变过程进行刻画,中国地级市人才政策在数量与质量上呈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2002—2011年为探索起步期,2012—2015年为快速发展期,2016—2018年为无序竞争期,2019年至今为降温退坡期。政策得分上“东强西弱、南强北弱”的特征明显,但趋势已经有所改变。区域间的无序竞争和政策趋同现象严重,人才引进和使用需求定位亦不明确。“重招引、轻培育”的人才“焯水”现象严重,同时,对所引育人才的配套措施完备性上存在欠缺。据此,建议加强东西部、南北方人社协作,推动人才资源双向流动;依托城市资源禀赋,找准自身发展定位,制定更具针对性与差异化的人才政策;改变重引轻用的政策导向,围绕各具体环节制定,形成“引育留用”前后贯通的完整政策链条。

摘要：理解中国科技创新政策,是深刻剖析中国创新实践困境理论成因的重要视角。本文采用文本挖掘、词频词义分析等方法,对中国技术创新政策的“量质观”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发现:(1)文本语义上,中国科技创新政策体现“数量与质量兼重”的战略倾向;(2)中国科技政策理论导向与具体实践间存在偏差,同时还存在部门与应用方向异质性;(3)中国科技政策演变过程中,各部门合作力度逐渐加强,政策导向发生明显转变。本文的研究对于正确评估和优化中国科技政策、推进“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战略、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摘要：作为正式协议和制度安排的重要补充,缔结国际友好城市关系加强了中外城市之间的信任和深层次交流,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催化剂和助推器。本文从外贸高质量发展视角切入,基于2002—2015年287个中国城市与136个国家或地区的匹配对数据,考察了国际友好城市形成的“朋友圈”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城市间的出口贸易。研究发现:(1)缔结国际友好城市协议使得中国城市出口量和出口额分别提高了10.0%和11.6%。(2)国际友好城市的贸易促进效应更多源于贸易创造而非贸易转移。(3)除了影响出口集约边际,国际友好城市还从产品种类数和高技术行业所占比例等方面促进了出口扩展边际。(4)以非典和全球金融危机作为事件冲击,国际友好城市协议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中国城市出口的风险抵抗能力。(5)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国际友好城市协议对非“一带一路”倡议国家与地理邻近国家或地区的出口促进效应更明显。以上结果得到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的支持。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全面认识国际友好城市的经济内涵以及探讨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摘要：移动互联网革命提高了国际舆情的传播力和对经济社会活动的影响力,也放大了虚假新闻、不实报道等信息失真的作用。本文基于全球事件、语言和语调数据库提取的国际舆情信息、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数据库、中国税收调查数据库等形成的匹配数据,从国家、行业和企业三个维度考察了国际舆情传播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1)国际对华舆情与中国对外舆情的传播偏向正面化均能显著提高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水平;(2)国际舆情传播中的信息失真对信息来源更广的在华外资企业经营绩效和生存状态的影响不显著;(3)官方文化交流和非官方文化交流均显著推动了国际对华舆论升温或舆情偏向正面化,进而助推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引进;(4)移动互联网革命放大了国际舆情传播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活动的影响。基于Bartik工具变量等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成立。本文的研究一方面为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国际舆情管理提供了新路径,另一方面对于文化强国建设、国际舆情管理和文化友好交流也有重要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