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发展了一些质粒载体介导shRNA的转录,然后在细胞酶的作用下加工成功能性的siRNAs。虽然这些载体较化学合成的siRNA有更多的优点,但仍存在相当多的缺点,如转染效率低和不能在体内使用。本研究建立一种没有上述缺点的腺病毒递送BmihRNAs系统,设计靶向人Bmi-1的载体。以pAdTrackCMV质粒为模板扩增CMV-GFP表达盒,从pGE1BMIhRNA质粒上酶切下U6-BMI-1shRNA表达盒,克隆它们入穿梭质粒pShuttle中,然后与pAdEasy-1质粒基因重组产生腺病毒质粒pAd-BMIhRNA-CVM-GFP,转染293A包装细胞,收获病毒。病毒感染K562细胞后,在mRNA和蛋白水平上分别用RealTime-PCR和Westernblot检测BMI的表达水平。结果表明:成功构建了pGE1BMIhRNA腺病毒质粒并有效包装出病毒。感染BmihRNA腺病毒的K562细胞在mRNA和蛋白水平上均显著下调了Bmi-1的表达,而对照病毒没有明显的效果。结论:腺病毒是一种有效递送siRNA入哺乳动物细胞的载体。腺病毒递送siRNA载体可能成为siRNA药物的基因治疗载体。

摘要：Bmi-1是一种转录抑制子,属于Polycomb家族成员之一。Bmi-1基因在调控正常或白血病干细胞的自我更新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缺乏Bmi-1表达的急性髓系白血病细胞遭遇了增殖阻止和表现了分化和凋亡的征兆,这些发现导致有人提议和认为Bmi-1在白血病治疗中可作为潜在靶点。本研究探讨靶向针对Bmi-1的短发夹RNA(shRNA)对人慢性髓系白血病K562细胞功能的影响。采用RNA干扰技术,构建靶向针对Bmi-1的shRNA真核表达载体,利用脂质体lipofactamine2000将shRNA真核表达载体转染入K562细胞中,经G418(400μg/ml)筛选得到抗性克隆。用PCR和Western blot分别检测转染shRNA后K562细胞中Bmi-1的mRNA和蛋白水平的变化;以MTT法检测干扰组、对照组和未转染组细胞间的增殖情况;以集落形成实验测定3组间集落形成能力。结果表明:在设计的4个shRNA片段中,有1个片段显示显著的抑制效果。该shRNA转染K562细胞后,在mRNA水平上Bmi-1的表达明显下调,Western blot在蛋白水平上也证实了Bmi-1表达显著下调。MTT法和集落形成实验显示了干扰组、对照组和未转染组细胞3者间的增殖能力没有显著差异。结论:抑制Bmi-1的表达并不能减少K562细胞的增殖,这提示了可能存在其它一些平行的信号通路在细胞转化中起重要作用,而且可能独立于Bmi-1的过表达。Bmi-1在慢性髓系白血病的转化中起着次要的作用。

摘要：目的探讨免疫抑制治疗(IST)应用于儿童获得性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SAA)/极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VSAA)的疗效及对其T细胞亚群的影响。方法选择2017年7月至2019年9月,北京儿童医院血液病中心收治的采取IST的35例SAA和15例VSAA患儿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患儿为33例,女性为17例,中位年龄为9岁(2~14岁)。对患儿均采取抗胸腺细胞球蛋白(ATG)联合环孢素的IST。回顾性收集患儿接受IST后的疗效,以及IST前,治疗后3、6、12个月时流式细胞术(FCM)检测的T细胞亚群比例。对SAA与VSAA患儿T细胞亚群比例比较,采用t检验或者Wilcoxon秩和检验,达完全缓解(CR)、部分缓解(PR)与未缓解患儿T细胞亚群比例比较,采用完全随机设计资料的方差分析或者Kruskal-Wallis H检验;达CR患儿IST前与治疗后12个月时T细胞亚群比例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或者Wilcoxon符号秩和检验。对血液学缓解与未缓解患儿IST前、治疗后3、6、12个月时调节性T细胞(Treg)比例比较,采用重复测量资料的方差分析。对血液学缓解患儿IST前、治疗后3、6、12个月时Treg比例两两比较采用LSD-t法。本研究符合2013年修订的《世界医学会赫尔辛基宣言》要求,并征得受试者及其监护人知情同意。结果①全部SAA/VSAA患儿中位随访时间为12个月(10.5个月,24.0个月)。截至末次随访时间,2例患者失访,其余48例患者中,39例(81.3%)经IST达血液学缓解,其中CR为28例,PR为11例;9例(18.8%)未缓解。②SAA与VSAA患儿IST前各T细胞亚群比例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达CR(n=28)、PR(n=11)和未缓解(n=9)的SAA/VSAA患儿治疗前各T细胞亚群比例分别比较,差异亦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③与IST前相比较,治疗后12个月时达CR(n=22)的SAA/VSAA患儿CD3^(+)T细胞[74.5%(63.4%,78.6%)比62.0%(50.8%,72.9%),Z=-2.197,P=0.028],CD3^(+)CD4^(+)T细胞[(48.1±3.2)%比(41.2±1.8)%,t=2.240,P=0.034]及Treg比例均显著下降[6.8%(4.8%,7.9%)比3.3%(2.6%,5.4%),Z=-3.340,P=0.001]。达PR(n=17)患儿Treg比例亦显著降低[(5.2±0.6)%比(3.6±0.4)%,t=2.636,P=0.023]。④IST前与治疗后,不同疗效SAA/VSAA患儿的Treg比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0.107,P=0.750)。治疗后不同时间Treg比例比较,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F=0.328,P=0.805)。IST疗效与时间的交互效应有统计学意义(F=3.394,P=0.028)。治疗后达血液学缓解患儿不同时间点Treg比例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19.410,P<0.001)。达血液学缓解患儿在IST前Treg比例较低,治疗后3个月时Treg比例上升,然后在治疗后6、12个月时下降。结论SAA/VSAA患儿接受IST前、后T细胞亚群的变化,可反映IST对患儿T细胞免疫抑制主要为针对CD3^(+)CD4^(+)T细胞,尤其是Treg,推测Treg比例变化可能影响IST早期的治疗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