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意义]研究旨在探讨智能媒体情境下隐私悖论的发生机制及个体间的隐私保护行为差异,为推进平台隐私管理提供理论参考。[方法/过程]基于保护动机理论,引入隐私保护倦怠及自我效能感分别作为中介和调节变量,在全国16个城市发起大型问卷调查(N=4800)。[结果/结论]研究发现,隐私保护倦怠负向中介隐私侵犯经历与隐私保护意愿的正相关关系;自我效能感正向调节(削弱)隐私侵犯经历与隐私保护倦怠的倒U型关系、负向调节(削弱)隐私侵犯经历与隐私保护意愿的正相关关系。

摘要：文章在大数据公共管理背景下,以新冠疫情防控期间的个人信息披露态度为例,研究个人内在因素和外在环境因素对个人信息披露态度的影响,以期为建构大数据公共管理中个人信息和谐的“披露-采集”关系提供理论支撑。研究设计综合保护动机理论和调节定向理论,引入隐私顾虑作为中介变量,构建结构方程模型;通过问卷调查法,收集覆盖16个城市4,800份大规模样本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自我效能负向影响隐私顾虑,主观规范正向影响隐私顾虑,隐私顾虑负向影响个人信息披露态度;促进定向个体比预防定向个体隐私顾虑水平更低,更倾向于支持公共管理中的个人信息披露,同时调节定向特质在自我效能与隐私顾虑之间具有显著调节效应。

摘要：近年来社交媒体用户信息隐私保护问题引起了各界的探讨。由于社交媒体用户不同群体间呈现出隐私保护行为的分化,因此有必要将群体特征纳入考量。本研究以计划行为理论为框架进行扩展,纳入心理特征和负面经历因素,提出了一个社交媒体用户隐私保护意愿的影响模型,同时探讨数字代际的调节作用。通过对4800份全国性样本分析发现:(1)数字原住民群体感知到更多的隐私侵犯经历和更高的隐私保护倦怠,前者正向而后者负向影响隐私保护意愿,这部分解释了数字代际在隐私保护意愿上差异不显著。(2)计划行为理论部分适用于个人隐私保护意愿,主观规范不影响个体的隐私保护意愿。(3)数字代际调节自我效能感和促进定向水平的影响,数字原住民群体表现出“脱敏”的特征;具体而言:数字移民更容易通过自我效能感和促进定向水平的提升来增强隐私保护意愿。研究结果为未来的隐私保护研究和实践提供参考。

摘要：[研究目的]通过拓展数字代际和隐私保护行为视角回应现有研究关于隐私悖论的争议,为社交媒体的隐私保护提启示。[研究方法]通过回归分析,对1760份全国性样本数据进行U型关系检验及代际的调节作用检验。[研究结论]研究结果表明:社交媒体隐私侵犯经历与隐私保护行为意愿存在一种“U”型关系,隐私悖论仅存在于隐私侵犯经历增长的前半段;隐私保护倦怠中介隐私侵犯经历对隐私保护行为意愿的影响,并可以被用以解释隐私悖论现象;数字原住民群体虽然表现出更高水平的隐私保护倦怠,但更容易摆脱隐私悖论的影响。

摘要：一、电视广告与广告意识 中国从1958年就开始发展电视事业．但迎来商业广告的正式开播却是在整整20年之后。1979年1月25日，上海电视台成立广告业务科．随后的1月28日．时长1分30秒的”参桂补酒”广告播出．这是中国大陆广告市场在20世纪50年代后逐渐消亡以来的第一条电视广告。3月18日，中国电视史上第一条外商电视广告——瑞士雷达表播出。同年4月．广东电视台开始播出商业广告；年底，作为国家电视台的中央电视台随之开始正式播出商业广告。白此．广告登上了中国的电视舞台，开始演绎它在社会生活中的独特角色。

摘要：作为广告效果研究的重要分支,广告回避(Advertising Avoidance)进入学者视野已近六十年。在媒介形态更迭和认知心理学范式转向的双重作用下,广告回避研究发生了转变。当前广告回避研究聚焦于回避反应测量及影响因素探讨,并据此归纳出当前广告回避研究的三大取向:从理论源流来看,广告回避影响因素研究经历了从外部刺激要素到具身要素的转向;就研究对象而言,移动广告回避研究逐渐占据主流;从研究文本而言,以信息流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广告颠覆了传统广告回避研究的核心要素,引发了学者的广泛关注。

摘要：信息流广告的交互性和可见性增强了消费者在品牌消费过程中的形象管理和个性表达需求。基于信息流广告的特性,选取品牌形象、线上自我呈现和他人虚拟在场三大要素,通过问卷调查法(N=473)对朋友圈信息流广告参与意愿的动因进行探讨,并检验了品牌—现实自我一致性和品牌—理想自我一致性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他人虚拟在场和线上自我呈现对信息流广告参与意愿具有直接影响,品牌形象则通过品牌—双重一致性对信息流广告参与意愿产生影响。同时,他人虚拟在场可以通过线上自我呈现对其余要素产生作用,除品牌—现实自我一致性在他人虚拟在场到信息流广告参与意愿路径中的中介作用不显著外,其余路径中品牌—双重自我一致性的中介效应均成立。

摘要：广告日渐溶入我们的生活,广告也时刻冲击着我们的视听。中国电视广告作为城市受众接触广告的最主要途径,作为每年广告市场份额的近四分之一强,正以它独有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消费,影响着人们的意识形态从而改变着城市生活。广告作为连接大众生产和消费的结点,如果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去审视,那么它所表现的是现代社会消费意识形态的方方面面,这是被许多社会学者长期关注的问题。但是,中国的广告,应该属于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它又如何与社会的主流意识融合?这是学界注意到但却没有进行细致分析的领域。在不乏个案解剖和枚举的同时,我们力求通过对近10年《IMI消费行为与生活形态年鉴》数据的整理,从宏观层面去把握中国受众广告态度意识的特征,而中国特殊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意识形态又赋予我们对广告镜像更多解读和探讨的空间。

摘要：本研究聚焦媒介信息呈现对城市认同的影响作用,基于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选择信息质量、传播热度和正向情感价值作为媒介呈现的因素,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法对深圳市居民的城市认同感进行了探究,并检验了受众参与在媒介呈现和城市认同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媒介的信息质量、传播热度和正面情感价值正向影响居民的城市认同;(2)受众参与在此间的中介效应均成立;(3)卷入度虽能预测受众的媒介参与度,但高低卷入度间的区分度不明显。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1)深圳城市对内传播应持续关注对信息质量的提升。(2)加强媒介对城市文化软实力的呈现,增强居民归属感和认同感。(3)重视当地媒体多语言信息的更新,为在深外籍人士提供及时、准确的城市生活相关信息,提升外籍人士的城市了解和参与。

摘要：广告是时代的镜像,无论是遣词造句还是背景安排都带着深刻的时代烙印,或明或隐地描摹着消费观念变迁的轨迹。本文通过对《羊城晚报》(1980—2013)34年共计1275则保健食品广告传播进行内容分析,将城市居民健康消费观念的变迁分为五个阶段,并解读不同阶段所呈现的不同面貌。健康消费观念在转型期中有三大变迁趋势:从早期的盲目进补,到针对性地对营养元素"查缺补漏";从关注维持机能的五脏六腑,到注重仪表的"内外兼修";从"有病治病"的辅助治疗,到"治未病"的调理,整体呈现出从"疾病"到"养生"的语境升级置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