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态补偿是激励养殖户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实现畜禽养殖经济与生态双收效益的有力政策途径。为深入了解养殖户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的补偿意愿及其意愿受偿水平,本研究基于山东省6市30县(区)的实地调研数据,利用整合性技术接受与使用(UTAUT)模型为理论分析框架,结合条件价值评估法(CVM)与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进行了系统研究,结果表明:①72.4%的养殖户愿意接受政府补偿进行畜禽废弃物的资源化处理,其意愿补偿水平为98.02元/月·户;②婚姻状况、家庭年收入、养殖类型、养殖规模、经济绩效期望、社会绩效期望、知识储备、公共关系、技术便利性是影响养殖户补偿意愿的关键因素;③性别、年龄、家庭年收入、社会绩效期望、主观规范与公共关系显著影响养殖户的意愿补偿水平。基于此,为促进畜禽废弃物的资源化处理,保障养殖业健康发展,本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①加大对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的知识普及与技术宣传;②重视对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补偿政策的优化完善与推广落实;③强化对养殖户畜禽废弃物处理的政府管制与社会监督。

摘要：畜禽养殖环境污染问题,始终是畜牧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为了解养殖户畜禽废弃物的处理现状与行为特点,分析影响养殖户废弃物处理方式选择的主要原因,本文基于对山东省6市30县(区)养殖户的实地调研数据,运用UTAUT理论分析框架与无序多分类Logit模型,对养殖户畜禽废弃物的处理方式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研究。结果表明:①经济绩效期望、主观规范、养殖劳动人口、养殖数量对养殖户选择直接还田、堆肥发酵、沼气发酵以及鲜装出售4种方式处理畜禽废弃物均有显著影响。②家庭年收入正向影响养殖户选择直接还田的方式处理畜禽废弃物。③养殖户通过堆肥发酵方式处理畜禽废弃物受其知识储备、社会因素、养殖规模的正向影响以及性别与婚姻状况的负向影响。④利用沼气发酵方式处理畜禽废弃物受到养殖户年龄的负向影响以及养殖收入比例与环境便利性的正向影响。⑤对直接还田、堆肥发酵、沼气发酵、鲜装出售方式处理畜禽废弃物影响最大的因素依次为主观规范、养殖规模、经济绩效期望与养殖劳动人口。据此,为促进养殖户畜禽废弃物的资源化处理,推动养殖产业的健康稳定发展,本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①强化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的宣传推广,提升养殖户相关理解与认知水平。②制定合理的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补贴政策,增加政策的针对性与有效激励性。③加强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的技术研究与积极推广,提高讲座或培训内容的实用性。④完善畜禽粪污治理的有关政策与法律法规,增强法律法规的权威性与政策的可操作性。

摘要：消费者是安全食品的需求方,其消费意愿能否有效转换为真实的购买行为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安全食品的市场发展潜力与可持续性。基于对江苏和安徽两省12市984名消费者实地调研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消费者对安全食品的支付行为偏差普遍存在,特别是在有购买意愿的消费群体中,意愿与行为间有较大差距;食品市场安全满意度与家庭年收入是偏差的重要成因,年龄、受教育程度、认证标识信任度、对安全认证食品的了解程度、购买渠道的便利性、购买条件等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着偏差的形成。因此,政府需要加强对公众的食品安全知识宣传,提升居民对安全食品的了解程度与信任水平;生产商与销售商要进行积极的产品推广与渠道拓展,提高公众购买安全食品的便利性,同时优化安全食品的生产流程,降低营销成本,提升居民的购买能力。

摘要：中国是生猪生产与消费大国,居民对安全认证猪肉的购买意愿与支付行为对生猪产业发展与市场安全至关重要,对猪肉产业食品安全影响深远。由于消费者真实行为决策信息的收集成本较高,流程较为复杂,现有研究多基于消费者购买意愿的视角展开分析,以期为生产商、销售企业、政府等相关利益主体提供一定参考建议。然而,由于偏好认知的不确定性以及外部环境的干扰制约,消费者的意愿表达与现实选择间往往具有一定差距,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研究由于支付行为偏差的存在在应用借鉴上具有一定局限性,因此,为深入了解消费者的支付行为偏差及其成因,促进农产品安全生产消费,本文基于对江苏和安徽两省12市844名消费者的实地调查数据,利用Probit模型进行了系统分析,结果显示:(1)消费者安全认证猪肉的支付行为偏差普遍存在,大多数有购买意愿的消费者实际上并未做出真实的支付行为,意愿与行为间具有较大的差距;(2)猪肉市场安全满意度与家庭年收入是出现偏差的重要原因,猪肉市场安全满意度与家庭年收入越高,消费者支付行为偏差出现的可能性就越大;(3)年龄、受教育程度、认证标识信任度、对安全认证猪肉的了解程度、购买渠道的便利性、购买条件等因素对偏差的形成具有负向抑制作用,能够有效促进消费者购买意愿转变成真实的支付行为。针对上述研究结论,为促进安全认证猪肉市场的发展,提升猪肉产品的质量水平,有力保障食品安全,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加强对公众食品安全知识的普讲宣传,提升居民对安全认证猪肉的了解程度与信任水平;(2)进行积极的产品推广与渠道拓展,提高公众安全认证猪肉的购买便利性;(3)优化安全认证猪肉的生产流程,降低营销成本,提升居民的购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