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价值对齐是大模型伦理风险防控的核心手段,是构建可信人工智能的关键。大模型价值对齐的运行机理展现了人机协同的技术治理逻辑。人工智能治理的制度规范蕴含了价值对齐的要求。然而,价值对齐的标准模糊对商业自由、言论自由造成冲击,价值对齐的义务责任不明引起开发者与提供者的权责失衡,大模型自主性与可控性、可解释性的法律要求之间又存在一定张力。针对上述困境,大模型价值对齐的理念应从绝对安全转向合理成本的模型安全,从单一维度规制转向共建共享的合作治理。在此基础上,大模型价值对齐应以体系融贯为原则,构建目标限缩与标准解释机制;以分类分级为基础,设计伦理风险评估、审计与应对机制;同时,以责任豁免与公共数据供给机制,形成对价值对齐的激励。

摘要：“法律人格扩展论”“人工智能发展论”“有限人格论”是人工智能法律主体理论的三大论据.针对这些论据.可对人工智能法律主体理论展开批判.首先.在法律人格理论层面上.“法律人格扩展论”的主张不合法理.法律人格发展至今始终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人的内涵外延无法涵盖人工智能.法人亦与其背后的自然人密切相关.其次.在人工智能技术层面上.“人工智能发展论”的幻想不切实际.现阶段人工智能虽具自主性.但不具意识、意志和理性.对未来人工智能的科幻想象亦绝不能成为法治的注脚.最后在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制度构建层面上.“有限人格论”的设想无法操作.其无法解决具体制度设计中的矛盾.无法实现法律的作用.且不当转移了责任风险.最终将有害于人的权利保障.因此.人工智能无法成为法律主体.

摘要：数字化不等于美好生活。必须正视拒绝权的价值,允许个人拒绝特定的数字化应用或其结果。数字社会的个人拒绝权具有丰富的制度资源,根据权利来源、表现形式、规范属性的不同标准,可以分为不同类型。这些拒绝权均有派生性、非支配性、包容性和场景性的核心特征。在数字社会中,数据与信息成了重要的生产要素,形成了“公权力—私权力—私权利”的三元博弈结构。数字社会的个人拒绝权是数字社会行为规律的客观需要,是技术伦理升级的基本要求,是数字人权保护的题中应有之义。值得注意的是,拒绝权不等于拒绝数字化。个人拒绝权的对象限于违法的数据处理以及其他法定的特殊情形,个人拒绝权的对应义务应从数字政务服务的选择、数据处理的告知、数字产品的设计以及数字素养的提升四个方面进行重塑,并且,个人拒绝权的具体适用应在法定条件下进行利益衡量。

摘要：司法区块链是“区块链+”智慧司法的产物。司法区块链不仅在制度上造就了证据法的革新,而且还将在产权登记、诉源治理、智能诉讼等方面塑造多种新的制度可能。然而,司法区块链的复合风险不容忽视。该复合风险并不是智慧司法与区块链二者风险的简单相加,而是前者制度性风险与后者内生性风险的有机结合。根据已知风险,应采取传统法律规制与新型代码规制并行的双层规制模式。一方面,通过完善外在制度保障以应对制度性风险;另一方面,通过优化内在代码设计以回应内生性风险。通过双层规制的互动耦合,以覆盖事前规范与事后强制,充分发挥法律代码与技术代码之间的协同效应。

摘要：司法区块链作为一种新型的信任机制,在推进诉源治理、提升审判效率、实现司法便民、深化司法公开、强化监督管理等方面,已展现出独特的应用价值。司法区块链作为智慧司法的重要环节,必须秉承传统司法的人文底蕴,坚守司法的本质属性,以实现数字正义为建设目标。从应用价值、建设目标、必要性三个维度,可对司法区块链的具体应用场景进行检验,发现其存在的问题与风险。例如,系统安全风险,可能造成新的诉讼负担,在一定程度上“重复建设”“建用脱节”,部分应用场景不利于权利保障,与司法被动中立的属性存在一定冲突,部分应用可为其他信任机制所替代,等。唯有坚持去中心、开放式的架构设计,以人的权利保护为中心,规范限制司法区块链的多维应用,形成司法区块链与其他信任机制之间的良性协同,方可最终实现司法区块链的价值目标。

摘要：当前,刷脸的属性已发生了转变。刷脸不再限于“把人认出来”的身份识别过程,而是重在人脸验证/人脸辨析基础上所进行的人脸分析或其他关联分析,已从纯粹的身份识别机制转换为识别分析机制。识别分析机制的应用正是刷脸引起社会普遍忧虑的核心问题所在。此时,刷脸的安全风险被重新放大,监视权力进一步扩张,为基本权利保护带来了更为严峻的挑战。为应对风险变迁,刷脸的规制机制适用亦出现了转向的需求,即在生物识别信息保护机制中限制告知同意的适用;在公共监控信息保护机制中引入自动化决策及风险影响评估的框架;在规制理念上向数字人权保护与场景化规制转向。对此,构建适应识别分析机制的法律治理路径要求:应以比例原则作“最小必要”检验,适用自动化决策框架进行场景化规制,通过优化架构设计以进一步降低识别分析的风险。

摘要：以告知同意为原则的个人信息保护必然面临诸多困境,典型如"隐私政策"无人读、不可读、读不懂,信息主体被"胁迫同意"以致难以行使拒绝权,大数据处理实难取得有效的同意,问责机制难以发挥功效等。告知同意机制源自个人信息自决权与隐私权理论,但从私法上将同意等同于授权,实为对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公法属性的误读。主流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中,从未将告知同意规定为基本原则,它是个人信息保护中的一项具体规则。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必须处理好告知同意与其他数据合法处理规则的关系。一方面,对告知同意规则进行进一步细化,并以格式合同规范约束"隐私政策";另一方面,确立数据流通规则体系,引入个人信息保护设计。

摘要：澳门土地批出具有两种形式:以长期租借方式批出和以租赁方式批出。他们都各具特点并在《土地法》中规定得较为详尽。如临时批出的设置、对无偿批给的严格限制等都是优秀的制度设计。但施行多年的《土地法》仍然存在若干问题,如长期租借的临时批给年限问题、长期租借的租赁的可流动性问题、批出土地续期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