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家窑彩陶鸟纹隐含着独特的文化编码,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追溯源头,鸟纹源于黄河下游及滨海地区东夷文化,经由中原仰韶文化传播至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马家窑彩陶鸟纹经历了由承袭模仿到抽象重组的发展演变过程,是人们对天体运行和物候长期观察总结的图像式、神话式呈现。鸟纹的西传,是史前期中华文化互动交流的图像话语记录。传世文献中太昊、少昊神话源自东夷文化,向西流传于中原及西北地区,与彩陶鸟纹东来恰好相互印证。作为文明高级表征形式的图像艺术、神话和原始信仰等精神文化的长距离跨区域交流融合现象,标志着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摘要：略论魏晋赋的创意●韩高年“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①的赋文学，在汉代由于润色鸿业、礼赞太平之社会政治功能的刺激，其铺叙描写的倾向发展到了极致。而抒情写意的文学本位意识则仅淡化为对夸大了的形式美的追求（表现为追求行文的宏大气魄、夸张以造声势等方面）。这...

摘要：从《诗经·小雅·鱼丽》的主旨、所蕴含的巫术意识与心理、复沓与列举的修辞方法及“鱼”的象征意义上看，这首诗无疑是一个渔猎时代巫术仪式的记录。从仪式诗到宴饮诗，它经过了文人的加工与改造，这也正反映了早期诗歌艺术在起源、传播方式。

摘要：《九歌》文体性质问题历来争议较大,学者各执一端,讫无定论。根据祭祀仪式"仪式诗歌"在文体上多表现为"混合性艺术"的一般规律,对《楚辞·九歌》文体进行新的界定,认为《九歌》为"大文体",其中包孕"小文体"。而且将《九歌》认定为"混合性艺术",对深入探讨楚辞体的发展形成过程、屈原《离骚》《九章》等作与《九歌》在文体上的渊源关系等重大学术命题,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禓"祭仪式起源于远古的军社祭祀仪式,后演变为出征前鼓舞士气的仪式和民间驱逐强鬼、祓除不祥的巫术仪式。此俗三代相沿,楚亦盛行。屈原创作《国殇》,就是将"禓"祭仪式加以艺术化呈现,并借助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心理起到激励民族精神的作用。

摘要：从发生学角度考察,赋的最基本的文体要素“铺陈物类”和“不歌而诵”都起源于远古祭神仪式上巫祝铺陈祭品的言语活动。西周及春秋时代,随着巫祝官守演为世卿大夫政治,“登高能赋”、“赋诗专对”、“不歌而诵”也成为卿大夫的文化人格和行为艺术。战国之“士”,以道自任,因为“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故士以口诵述其道,以铺张扬厉论其术,最终形成文体的赋。

摘要：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诗体的核心是句式,从句式来观察《诗经》诗体,因其主要以四言为主,故可称之为四言诗。《诗经》四言体的成因是周代基于行礼奏乐的现实需要而对之前即已经出现的四言体的有意识的"选择",这种选择既具有中国古典诗歌起源处的语言上"先天"的决定性,也有周人诗歌依附于仪式并受其影响的因素。也就是说,《诗经》四言诗体的形成,一方面与先秦审美文化崇尚对偶的心理有关,另一方面也同早期诗歌,尤其是《诗经》诗篇多为仪式而作或多在仪式场合由打击乐器伴奏而歌的事实相关。

摘要：屈原作品中的"发愤抒情"模式,具有特定的文化内涵,既是其完成抒情主体精神建构的方式,也是其实现人生悲剧艺术化的手段。借助它,屈骚完成了从神话、巫歌形态向精神探索和心灵呈现的生命诗学的转变。正由于此,它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创作原则而趋向于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美学特质,在整个古代文学史的流程中,它规范着古代诗文与现实及作家心灵之间的关系状态,成为一种原型范式。

摘要：汉代文人五言诗的作者除了张衡、班固、秦嘉和郦炎、赵壹、蔡邕等外，还有一些没有留下作者姓名的诗作。这些作品在思想内容和审美艺术方面都取得了不菲的成就，在文学诗歌史上的意义深远。梁文帝萧统选取了其中的十九首编入《文选》，并题名为“古诗”。

摘要：中国古代哲学中的“物”即自然,是指与人的实体性相对立的客观存在。情(或称“我”,即主观)与物(客观)的关系即自然观,它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关系状态。在中国古代,自然观及其演进的哲学表述从来不是采取一种脱离感性经验的纯思辨的方式来完成,而是借助于文学和其它艺术形式,以一种直观的方式体现出来。因此,文学作品中的感物应物方式及其演变,也深刻地反映着自然观的演进。文章认为,从两汉到魏晋,中国人的自然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表现在文学创作当中,就是文学对自然的描写,经历了比德的自然——悲情象征物的自然——寄托玄想的自然——自在自为的自然的演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