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面对视觉中心主义在当代社会造成的连续性和同质性困境,从凯卢瓦、巴塔耶到福柯的僭越哲学谱系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可能的抵抗路径。“僭越”是指明一个构成事物内在规定性并且隐而不彰的极限,揭示这一极限就是打开一个由它所封闭的无规定性空间。遵循这一思路,视觉主义之极限亦是其自身中蕴藏的不可见性,它构成可见性的前提和基础。因此,指出“盲视”之体验及其反视觉的创造性,也是冯·提尔面对数字生成影像的一种批判性的回应策略。

摘要：“电影之死”的争论为档案艺术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从作为其核心的“档案”概念来看,档案与死亡具有一种本质性联系。传统档案是一种物质性和等级性的存在。德里达指出,传统档案具有“档案暴力”和“档案-无政府”的二元对立结构,只有依靠档案中的“死亡驱力”才能打开差异性的意义生成。数字档案在技术理性主义和经济资本主义的共同推动下,试图取消记忆的死亡,实现“不朽”的永久性保存。这引发了“档案”概念的解体,传统档案被机器主体性的崛起、同质化的数据展演所取代;同时也抹去了记忆的可能性,因为一种无法彻底死去的数字幽灵从“死亡的消失”中产生,它无法被人们记起和悼念,因而无法携带着记忆返回。面对这一数字性“不死”的境况,档案影像艺术重新思考了我们时代的死亡。在数字时代的档案影像作品中,一种对于“不死性”和“死亡”的独特认知得到了诉说。

摘要：在探讨“形式”与“批判性”关系的问题上,尼古拉斯·布里奥的理论为这一问题带来了新的思考角度。如果将“批判性”理解为一种批判的话语,形式的批判性固然离不开社会文化语境提供的参照。但“批判性”还能体现为一种批判效力,布里奥提出的三个形式范畴论述了“形式”如何通过建立各种“关系”进行一种施行性的批判。由此布里奥为我们开辟了在艺术本体论之外思考纯粹形式批判性的思路,以一种“使用的艺术”实施形式的批判效力。

摘要：任何在20世纪80年代的韩国度过青少年时期的人都会记得中国香港电影及其流行文化在当地文化领域的美好时代。中国香港电影在韩国曾长期被视为“低端的”文化产品。尽管“香港制造”的武侠和功夫电影很受欢迎,但大多数本土知识分子却厌恶它们。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香港电影在韩国的地位迅速改变。《秋霞》在1977年的巨大成功以及成龙主演的《醉拳》的创纪录轰动,使原本被视为“工人阶级男性文化”的电影进入了“大众流行文化”领域,它们所代表的情节剧和功夫喜剧成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香港电影在韩国受众中的主导类型,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半叶本土评论家所谓的“香港黑色电影”的黑帮片的兴起。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香港电影是韩国最受欢迎、最有影响力的外来电影,甚至对好莱坞的市场地位构成了威胁。本文梳理了“香港综合征”在韩国的兴起和衰落,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陈秋霞和成龙,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周润发、刘德华和张国荣的中国香港黑帮片,再到20世纪90年代初以林青霞为代表的武侠电影的回归,而后者最终削弱了这一综合征。

摘要：基于金属光栅在可见光波段(400～760 nm)的电磁波传输及异常透射特性,设计并实现了一种由衬底、介质-金属复合结构以及金属光栅层组成的彩色滤波器。采用有效介质理论(EMT)并结合严格耦合波分析(RCWA)方法系统分析了结构参数对透射光谱的影响,结果表明所设计的光栅结构可以有效提高滤波器的角度容忍性,得到了红绿蓝(RGB)三色滤波器优化的结构参数,获得了具有高透射率和角度不敏感特性的光谱输出;红色、绿色、蓝色对应的滤波器谐振波长分别为705、590、452 nm,透射率极值分别达到66.4%、81.24%、8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