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基于高德地图兴趣点(POI)数据,将其分为生活、生产、公共3类设施,采用核密度估计法、Ripley’s K函数等空间分析方法,并设计了一个反映设施类型结构在空间中演化的三角轨迹模型,以上海主城区为参考,基于不同类型设施的数量、分布和聚集程度,分析了上海五个新城的设施空间结构特征和分布规律,探讨了五个新城进一步建设的方向。研究发现:与上海主城区相比,五个新城的设施空间分布特征差异明显,发展历史较长的新城已经出现明显的单中心空间结构,而发展历史较短的新城表现为微弱的多中心结构;从设施高密度圈层到低密度圈层,主城区的设施类型结构变化较小,表现出内部“城市功能趋同”的特征,而五个新城则均表现出生活设施的占比逐步降低而公共设施和生产设施的占比升高的趋势,新城之间呈现“扩张结构趋同”的特征;新城的高密度圈层中,生活设施占比均高于主城区水平,表现出一定的“卧城”特征;低密度圈层中,尽管生产设施占比均高于高密度圈层,但不同类型设施聚集中心高度重合表明生产设施的聚集中心同样在新城的中心区,其外围城市功能薄弱,并没有出现完善的“专业功能中心”。因此,新城的进一步建设需强调设施的均衡协调发展,完善城市功能,避免出现“卧城”“空城”等现象。

摘要：国际资本流动是影响世界经济格局的重要因素,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和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文章构建了一个经济一体化格局下包含创新机制的多国多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设计了两种国际资本流动模式,对不同国际资本流动模式驱使下各主要国家经济发展和产业分工格局进行了模拟。研究发现:(1)当前国际资本流动模式是介于投资回报率均衡模式和资本吸引力模式之间的混合模式,这种情景将使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获得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2)在混合模式情景下,各部门都存在产业重心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趋势,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幅度普遍高于资本密集型产业;(3)国际资本流动模式的改变对国家间经济关系和经济地位的变化具有显著影响:当国际资本流动完全遵循投资回报率均衡时,资本更倾向于流动到具有较大市场规模的发达国家,而当国际资本完全按照资本吸引力流动时,资本倾向于流动到发展中国家,而发达国家可能出现"再工业化"的现象。由于三种情景下均将长期处于资本净流出状态,中国需要制定合理的政策措施,对资本流动进行引导,提高资本吸收能力,突破当前国际资本流动格局的束缚。

摘要：针对现有的IAM在技术进步机制上存在缺陷,本文CIECIA模型中引入广义低碳技术概念,以研发投资驱动过程技术进步速度的方式实现了技术进步的内生化,对世界主要经济体未来的经济发展和碳排放进行预测,并模拟了研发投资率提高对经济和碳排放的影响。结果显示:基准情景下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快速发展仍然存在较大的碳排放需求,其中中国在2034年左右达到碳高峰,而已经完成工业化的欧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缓慢,其碳排放处于下降趋势。研发投资率的提高可以明显降低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使其碳高峰大幅提前。当研发投资率提高到7%以上时大多数国家可实现其INDC目标,并将地表温度控制在2℃以内,而16%的研发投资率可实现2100年1.5℃温控目标。然而,由于各国的研发能力有限,短期内研发投资率很难大幅上升,因此单纯提高研发投资难以实现全球气候保护目标。从政策设计的角度出发,提高研发投资促进经济发展,适合与其他生产破坏型减排措施组成政策簇,补偿由其他减排措施带来的经济损失,提高减排政策的可行性。

摘要：本文采用气候-经济集成评估模型CIECIA,以国家自主贡献(NDC)为基础,设计全球NDC-碳中和减排路径,模拟了碳中和目标约束对各国经济发展的冲击,分析了在此过程中中国的国际产业分工地位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得到以下结论:当前各国的碳中和承诺具有显著的减缓气候变化效果,可将2100年全球地表升温幅度控制在2℃以下,但仍不足以实现1.5℃目标;在NDC-碳中和减排路径下,发达国家的经济损失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因此发达国家未来需要承担更多的减排任务,实现减排责任的公平分配;碳中和目标下的减排措施对中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地位和产业结构的冲击较小,但其影响具有规律性,在NDC-碳中和减排路径下,除交通运输业,中国第三产业各部门在产业结构中的占比和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均有所上升,而第二产业在复杂的国际市场竞争关系影响下,其国际分工地位随其他发展中国家碳中和时间提前,普遍出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