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河长制作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水环境治理创新制度,是中国水环境治理体系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一个缩影,其通过结构、程序以及技术三个维度的协同设计与运转,共同促进水环境的跨部门协同治理,进而推动"九龙治水"走向"一龙治水"。河长制通过结构性协同实现了治水权威的有效整合与配置,通过程序性协同细节的完善为治水权威流动提供了保障,通过技术性协同为治水权威提供了"智慧",但这种权威高度依赖且政治动员色彩浓厚的协同模式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出现"重结构性协同,轻程序性协同""人治属性排斥技术理性"等问题,由此引发对"职责分工明晰与跨部门协同治理""结构性协同与程序性协同""技术赋能与技术缚能"等关系的深层次思考。

摘要："农村危房改造"是为了弥补目前农村住房救助制度缺失而出台的一项民生政策。为解决农村安居房问题,G省政府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扶助农村低收入群体进行危房改造,但实践中政策执行的效果却差强人意,在一定程度上偏离政策设计的初衷。借助米特尔—霍恩政策执行模型这一工具,对G省2011—2014年农村危房改造政策执行过程的分析表明:政策标准的脱离实际,政策资源的不足,执行机构的上下策应与联动不畅,执行机构自身能力的局限,政府宏观战略与农户微观需求间的冲突,以及执行者的策略性执行行为等因素,加上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农村危房改造政策的执行陷入困境。

摘要：网上评议作为信息化时代的一种参与式绩效评估模式,在佛山市A区的实践中却出现一系列与制度设计理念相背离的现象:评议参与人数虚高,当地公众的实际参与率却明显偏低;各政府部门公然拉票、刷票以及互投感情票;评议的主观随意性较大,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恶意打差评的现象;评议分数的统计过程不透明,公众对结果的客观性、公正性以及真实性存疑,评议似乎成为政府部门的"内部派对"。而地方政府缺乏推行参与式绩效评估模式的动力和决心,网上评议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现阶段公众的参与水平不高,以及大规模参与式评价活动自身的局限性等都可以部分地解释上述背离现象。

摘要：河长制是自上而下在全国推行的水环境治理创新举措,目前'互联网+'技术在各地的河长制中应用越来越普及。S市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水环境治理场域下技术与制度互动的典型个案。'S河长管理信息系统''S河长APP''S治水投诉'等技术平台在S市河长制中的应用,为纵向层级的信息流转和业务联动提供了通道,也为打破'九龙治水'格局提供了可能性,还为公众参与治水提供了便捷的进入渠道。然而,技术嵌入协同治理是有执行边界的,这种边界促使行动者选择与现有体制架构有很大近似性的技术框架,采取一种任务协同而非数据协同的行动策略。与此同时,技术平台无法解决协同关系中的信任危机,技术执行难以促进协同治水的共享理解,技术更无法解决已有体制机制中的深层次矛盾,技术也只是选择性地开启政社互动和公众参与的机会之窗。因此,协同治水格局的形成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要对技术进步逻辑与政治逻辑之间的内在冲突有清醒的认识,加强和优化信息技术应用的顶层设计和制度环境。

摘要：“最后一公里”难以打通是基层政策执行中比较常见的现象,这一现象在以河长制为核心的水环境治理中也同样存在,体现在“上热下冷”的运行态势、政策“一盘棋”与执行“一刀切”的掣肘、基层治理中难碰的“奶酪”、避责驱动下政策执行打折以及技术赋能基层政策执行的局限等方面。从“权虚责实”的分析视角看,低治理权与河长办的“三重”困境、“被动接受”的任务设定与“权力转移”的软控制、基层治理中非正式关系对科层权力的消解与制衡等,导致了基层治水中的“小马拉大车”,而层层压实的治水任务与基层重负之间的矛盾、疾风骤雨式的治水政令与组织垂直协调的困难、强问责与弱激励的机制设计等导致基层治水中的“大车压小马”。基层治水中的“权虚责实”,体现了科层“垂直化”与治理“扁平化”的动态博弈。如何化解权威体系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有待进一步探究。

摘要：河长制作为一项中央自上而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水环境治理创新举措,旨在形成河长领治、上下同治、部门联治、全民群治、水陆共治的治水新格局,但其在基层的运作中却遭遇了上下层级协同的不力、跨部门协同的困顿、政社协同的尴尬,以及协同治理手段的阙如与失当等一系列困境。究其根源,从价值的角度看,源于内部协作的信任基础薄弱以及难以形成共享理解;从结构的角度看,源于双重管理体制的冲突、权责关系的不清以及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结构难以形成;从制度设计的角度看,源于激励机制的缺失、问责机制的扭曲以及跨部门责任风险共担机制的虚化;从技术的角度看,源于机械的计时打卡机制、信息流转的链条过长、培训与平台功能使用的协同配套不足。未来的治水之路,应强化协同治理理念,从河长制走向河长治。

摘要：本文以关系合约为切入点,运用交易费用的相关理论,对我国食品安全监管部门间合作困境的机理进行探究,认为导致部门间合作困境的重要因素有:部门对"领域的极端敏感性"与合作之间的内在紧张关系;部门边界的模糊性为机会主义行为提供的体制可能性;监管"团队生产"的特性导致上级运用等级权威进行有效控制的困难;被普遍认可的协商机制的缺乏;部门间成本收益分配的不对等。要突破监管部门间合作的困境,实现各监管环节的无缝衔接,关键在于设计一个有效的食品安全治理结构,以减少治理主体之间合作的交易费用。

摘要：有效的绩效考核有赖于一套科学可行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指标体系的构建一直是公务员绩效考核中的难点与重点。主要采取实地调查法与文献研究法对澳门公务员绩效评核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完善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侧重考察了新评核指标体系的指标设定、指标权重的设计、衡量等级标准的规定以及评核结果等次的设置,希望为我国内地公务员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的构建、绩效考核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提供经验借鉴。主要得出以下结论:一是职务分析是科学合理地进行绩效考核系统设计的前提,必须把绩效考核建立在规范的职务分析的基础上,根据不同岗位的绩效目标和绩效标准来进行有针对性的绩效考核。二是在进行指标体系设计时,要动态地制定绩效考核目标;要对绩效考核目标进行逐层分解,在分解的基础上形成二级或二级以上的考核指标;指标权重的设计要具体考察不同岗位的工作性质和职务要求,尽可能地使权重的分布吻合岗位的特征和绩效目标;绩效考核标准的设计要具体明晰,具有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