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家顶层设计下“两横三纵”城市群的协同发展将重塑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格局,以极点带动区域发展“从集聚中走向均衡”,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型。结合经济地理学、城市经济学有关区域经济活动及要素流动的理论基础,从空间集聚视角出发,使用2006—2020年“两横三纵”城市群内19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借助空间计量经济学范式,运用设置经济距离、人口密度空间权重矩阵的空间杜宾模型来表征与衡量城市群高等教育集聚程度对区域科技创新水平、经济转型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城市群内经济发展水平或人口密度接近的城市,通常有着相似的高等教育发展需求,使空间经济相邻、人口密度接近的城市群围绕高等教育规模水平形成空间集聚,由此产生的空间外溢效应带动了区域科技创新水平的提高,推动经济转型升级,进而实现区域发展“从集聚中走向均衡”。展望未来,各级政府应打破原来的以行政区划配置资源的区域发展模式,在城市群空间格局演化过程中探索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制度创新与路径选择。

摘要：既不要高估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治理经验的普适性,也不要高估自己过去的成功经验在未来的适用性,只有对国际高等教育治理实践的深刻认识,才能为高等教育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立足府学关系的视角,对欧洲各国高等教育治理的基本样态进行梳理后可以发现,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妥协与调适,洪堡模式的集权化和拿破仑模式的分权化意味着欧洲高等教育治理模式变迁的共同趋势是大学自治与政府主导在趋中靠拢中相互协调、互构。随着高等教育治理模式变迁,大学成为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工具,推动全球高等教育新管理主义的泛化,民族治理传统下差异性的坚守与消解持续影响着政策话语。面对传统意义上的大学职能的更迭,找到适从府学关系重塑的治理模式、方式和结构,实现高等教育政策效应评估从“缺席”到“在场”,是欧洲高等教育治理面临的时代命题。

摘要：参透研究生教育与区域创新水平的发展规律,有助于加快形成研究生教育新发展格局。通过测算2001—2020年研究生教育与区域创新水平的耦合协调度,在核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法的基础上,借助空间效应的β收敛模型,分析了研究生教育与区域创新水平之间耦合协调的时空格局及其收敛性。考察期内,研究生教育与区域创新水平的耦合协调度呈现稳定的上升趋势,但总体水平仍然较低,且伴随着研究生扩招的规模效应丧失,耦合协调水平增幅较慢,并具有明显的时空异质性、阶段性。受地方性特征的影响,其空间差异持续扩大;然而,四大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的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过程,意味着其空间差异将收敛至稳态。“十四五”期间,应加强研究生教育质量监测,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机制耦合度,充分发挥其空间溢出效应。

摘要：为策应国家“双一流”建设,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先后实施了旨在提升办学质量的高水平大学建设计划,广东高等教育“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提升计划以启动早和投入大而备受关注。该计划首个建设周期已满,评估其政策效应能为改进省域高水平大学建设政策提供参考。通过收集2012年至2020年校际面板数据,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构建计量模型,评估“冲补强”提升计划的政策效应。研究发现,政策实施后,入选高校的科研水平和人才培养层次均得到显著提高;同时,政策效应的异质性分析显示,“冲一流”高校、“补短板”高校、“强特色”高校分别实现了其在ESI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和创新平台建设等方面的政策目标。展望未来,省域高水平大学建设应更侧重人才培养质量,加强政策的持续性,提高政策的精准性,重视人文社会科学建设。

摘要：当前,中国大学治理现代化改革迈入一个新阶段,即大学治理能力建设阶段,在这种全新的治理环境下也面临三大新的挑战:传统的财政收入模式难以为继,一定规模和质量水平的生源难以维持,内部管理的传统模式遭受数智技术大潮的冲击。这些新挑战势必会相应地给大学治理能力建设带来新的要求,即大学需要提升自身的治理能力,包括提升多样资源汲取能力、生源拓展能力和内部管理能力,以使学校的财政来源走向多样化,维持一定数量的合格生源,且能使师生享有精准化和便捷化的管理和服务。面对这些新要求,机构再设计可作为应对改革挑战的一个着力点,即大学可将机构的体系化建构和结构化改造作为其治理能力提升落到实处的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

摘要：基于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集群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增长极的事实,收集了2015—2020年大湾区内47所院校的校际面板数据,通过空间计量分析检验大湾区高等教育集群效应,采用面板随机前沿模型估计大湾区高等教育集群效应对高校的学术活力与科研创新水平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大湾区高等教育集群效应通过域内院校学术活力与科研创新水平的空间聚集产生扩散作用,且在局部区域上具有空间异质性特征,分别呈现出"强强联合""带动帮扶""孤立无援"的梯度格局;这种集群效应对域内的院校学术活力与科研创新水平的提高产生了积极影响。展望未来,大湾区高等教育集群发展应强化优质高等教育空间布局。

摘要：中国高等教育扩招政策带动下高等教育规模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意味着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必要性。结合内生增长理论、发展经济学等经济增长理论,从过度教育、有增长而无发展的“高等教育内卷化”角度阐释了高等教育规模效应及其拐点,并基于2003-2019年中国境内31个省域的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高等教育规模扩张(本专科毕业生规模、在校生规模占地区常住人口比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拐点估计值约为0.486%、3.168%,目前中国大部分省域高等教育规模效应仍处于拐点左侧,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仍然能够促进地区经济增长;部分省域高等教育规模效应已经趋近甚至越过拐点,标志着这些省域正处于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型的重要阶段,预警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由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高具有迫切性,释放高等教育质量红利成为重心。新发展阶段下,高等教育转型发展应适度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制耦合度。

摘要：从学生视角审思学生评教行为表现的影响因素,考察学生评教的本真性,对于大学教学质量评价与问题改进具有重要意义。在对一所“双一流”高校学生质性评教结果进行分析后,提炼学生评教行为表现与结果影响因素的概念类属和核心类属,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解析框架构建与三角互证。研究发现,学生评教结果及行为表现在教学因素与非教学因素影响下出现偏离与异化,并呈现出三种教学实践映照,分别为学习简单化、教学狭隘化以及教育平庸化。展望未来,重塑学生评教本真性需要协调师生间“教”与“学”,凸显教学教育性,实现从异化到共鸣,营造“乐教”“好学”的评教文化氛围。

摘要：大学选课制度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中的重要一环。通过选取国内一所重点大学中一个院系的409份公选课口碑文本作为研究资料,从中探析大学生选课的决策行为过程。研究发现,大学生选课受自身决策目标的影响,在对“预期效用”的衡量中倾向于获取最大的回报,即追求效用最大化。但在课程的“刚性要求”下,大学生往往还基于“情境体验”的感受,在“教师表达”的催化下,做出最终的选择行为。在与理论对话中进一步发现,学生选课动机、个人认知与偏好贯穿于决策过程,由于作为有限理性行为人的学生在选课时会受到多重选择动机和不确定偏好的影响,并且往往处在信息不对称的状态下,所以学生追求效用的最大化并不意味着获得效用的最大化,很难达到动机、偏好和效用的合而为一。基于此,有必要采取多方措施,帮助学生在确立合理“预期效用”的基础上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课程,引导学生在形成正确“教师表达”“情境体验”的基础上减少选课时的不理性决策,并能自觉地将那些不符合“刚性要求”的“水课”排除在外。

摘要：高等教育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科学度量我国各省域高等教育发展潜力。省域高等教育加持度是指不同"省情"下各省域对高等教发展的促进程度,表征为前景的好坏、潜力的大小、势头的强弱,其功用价值在于测定地方高等教育治理成效,盘活高等学校评价体系,动态调整高等学校布局结构。通过建立一个包含3个一级指标、8个二级指标和23个三级指标的评价体系及其计量模型,可以对我国境内31个省域2009—2018年的高等教育加持度开展测量。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各省域高等教育发展态势呈现"冷热不均"的局面,超过半数的省域的高等教育加持度落差较大,发展速度难以持续。为此,无论国家、地方政府还是高校,都有必要围绕省域高等教育加持度构建高等教育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