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众如何评价不同类型“街头官僚”的热情和能力?欧洲情境下的调查实验结果在中国能否得以验证?基于“推广与扩展”复制实验的设计原则,在中国情境下复制了Boer在荷兰进行的调查实验,随机选取1182名调查对象,通过两个调查实验,检验中国情境下公众对不同核心任务“街头官僚”在热情和能力特性感知上的差异。实验结果显示:(1)中国情境下公众会依据“街头官僚”核心任务的差异而对其进行分类,但与原实验不同,公众将“街头官僚”分为了两类而非三类,即服务导向型“街头官僚”与服务和监管并重型的“街头官僚”,原实验中还包含了监管导向型“街头官僚”。(2)中国情境下服务导向的“街头官僚”被认为更富有热情,而在能力维度两类“街头官僚”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但当删除服务和监管并重型“街头官僚”中的城管样本后研究结果出现了反转,这意味着对不同“街头官僚”职业的选取可能会对研究结果的稳健性产生一定的影响。而原实验发现,监管导向的“街头官僚”被认为最缺乏热情和能力,但其他两类“街头官僚”的热情和能力评价均无显著差异。(3)公众对“街头官僚”特性的评价并未受到其性别的影响,而在原实验中,“街头官僚”的性别对其热情评价产生了影响,与男性“街头官僚”相比,女性“街头官僚”被认为更富有热情。论文进一步从概念、理论和工具三个层面讨论了复制实验应用于中国情境下的本土化问题。

摘要：《云韶乐》是唐代重要的乐舞形式,在《新唐书》中有云韶乐创制于文宗时期的记载。但从唐邵轸《云韶乐赋》、无名氏《开元字舞赋》等以及唐人的诸多笔记记录的表演形式来看,该乐舞在玄宗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实际上,玄宗时期的《字舞》《云韶乐》也不是该乐舞的最初源头,而是借鉴了武后时期《圣寿乐》的诸多表演形式。在玄宗时期道教得到进一步发展,《云韶乐》的音乐即是在法曲和道调乐曲融合基础上产生的,在舞蹈表演上则采用了《圣寿乐》中的“回身换衣、作字如画”表演形式。当代学术界对唐代《云韶乐》进行了广泛关注,但还存在一些不确定的问题,该论文一并对其进行摘引分析。

摘要：郊祀作为古代皇帝祭祀天地的重要形式,是君权神圣性的体现,更体现着封建王朝文化建设的构想。郊祀活动融汇了儒家礼仪、阴阳五行等诸多观念学说,其用乐也被赋予了神秘色彩,有着严格的规定。初盛唐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也进行了一系列郊祀活动。其在郊祀乐的制定中注意吸收汉代至隋代的乐悬等郊祀成果,很大程度上保持了郊祀的复古特点。但在郊祀乐的创制理念、乐曲厘定、乐器使用等方面又进行了一定的改易,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

摘要：研究以128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2(心理控制源:外控型、内控型)×2(自我道德感:内疚感、羞耻感)两因素被试间实验设计,考察了外控和内控大学生在内疚感和羞耻感两种不同的自我道德情感下反事实思维内容的差异。结果表明:(1)心理控制源对大学生反事实思维不同内容的诱发具有重要的影响:外控者更倾向于产生行为和情境导向的反事实思维,而内控者更倾向于产生自我导向的反事实思维。内疚感和羞耻感对大学生反事实思维内容的产生没有直接的影响;(2)反事实思维内容的产生受到了心理控制源与内疚感和羞耻感两种自我道德情感的交互影响:外控者在羞耻感的启动条件下比在内疚感的启动条件下表现出了更多的行为和情境导向的反事实思维,而内控者在内疚感的启动条件下比在羞耻感的条件下表现出了更多的自我导向的反事实思维。研究结果有助于解释以中西方不同被试而得出的内疚感和羞耻感与反事实思维关系的矛盾结论。

摘要：“双减”政策出台使广大中小学生从校外培训机构的学科培训中解放出来,学生有了更多接触艺术、体育等文化活动的机会。公共文化场馆作为开展文化教育的重要场所,公益性强、资源丰富,成为开展校外教育的首选之地。但是,当前的公共文化场馆在活动内容、活动主体、资源支持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还需要以素质教育为导向,立足自身特色,加强服务能力,增强与教育部门的协同等,如此才能将服务“双减”、服务民生工作落到实处。

摘要：通过回顾科学心理学两种不同研究方法的图式,我们发现心理学应重视对人价值的研究,心理学家应发展一些新的技术和方法,研究的设计应注重自然性和真实性,应提倡心理学家之间的协作研究。

摘要：在南宋前期诗坛上,先后出现了楼《耕织图诗》45首和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60首。两组大型农业组诗,都反映了农村一年所经历的生活,都对农村生活作了较为细致、深入的描写,但在创作背景、反映农村生活的程度、艺术特色以及创作价值四个方面存在诸多差异。

摘要：针对熄焦车体存在严重腐蚀问题，对设备进行改造，效果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