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美国首都华盛顿DC的艺术博物馆里,第一次知道响堂山石窟,继而开始了解它。文中就南、北响堂山及小响堂山的内容做了简要说明,并介绍了响堂山"北齐造像模式"。

摘要：邪教是专以个人崇拜,即以"现世神"信仰为核心,以反社会为特征,具有巫蛊性质的帮会组织。邪教之所以产生,除了人为的原因之外,也有人的认知水平和社会环境的因素,任何时候,邪教都有其存在的可能性和必然性。针对邪教的成因和帮会性质,宜强化科学教育,开放心态,以及在改良社会的同时,改造自我的对策,方能从根本上消除邪教的影响,瓦解邪教的根基。

摘要：半个世纪前,我出生在博爱县城——清化小镇上一个非常世俗化的家庭里 祖上薄有田产,父亲精通文墨,在我们那个小县城里也算得上个人物。然而他的那点“学而优则仕”的知识,在当时既不能入科举致仕之途,更不能负科学救国、教育救国之责,唯有在茶余饭后、月下灯前,为街坊们读点三国,讲段水浒之类。看来,那点知识也使他早已失去了祖业,后来虽然获得了贫农的殊荣,却无躬耕陇亩的筋力。民以食为天,父亲尽管不以劳力者为耻而拒入贩夫走卒之流,但毕竟是那点书卷气害了他,经营生意却乏生财之道,劳作苦力又无强健体质,晨夕操劳,仅糊口而已。不敢奢望他养家的母亲也不得不走出家门,朝出暮归,靠她指尖上的艺术,为绣织厂刺绣,维持全家生计。那时,尚无计划生育之说,无论穷富,都希望人丁兴旺。我的几个弟妹相继出生,相继夭亡,原本困窘的日子在病魔和医生的不断光顾下更是每况愈下了。 尽管如此,年仅四岁的我,还是在外祖母家扛了一条小凳子在学堂里读起了“星星、月亮、天空”的课文。那里的老师、同学,在我的记忆里一片空白,仅记得通往学校的那条曲折而且总也走不完的胡同,以及不知怎么就没有了的那条小凳子。五岁那年,又在我们街上的中心小学,开始了至今未尝中断的学业。一年以后,我奇迹般地和同教室的三年级大学生们?

摘要：在佛教东传史上道安是一位对佛经翻译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人物,他开拓出了佛经传译的新纪元,标志佛教文化传播走向系统和规范。道安学兼内外,具有包括政治洞察力在内的多方面的才能。他的声望和影响借助王权的支持而遍于京洛,他在当时的僧俗各界具有不可动摇的领袖地位。道安毕其一生,与般若学相始终,在佛学思想上说,他是本无宗的代表。他与竺叔兰、罗什并驾齐驱,将般若学推向高峰。他的思想中吸纳了魏晋玄学清谈的内容而具有以道解佛因素。同时道安思想中包含对现实世界有浓厚参与色彩的弥勒信仰。从世界文化交流的角度说,佛经翻译和佛教中国化为世界文化交流与融合确立了一个最佳的典范,而道安在其中的贡献是不可取代的。作为一代高僧、一个致力于佛教经典翻译的思想家而言,求知、"决疑"更符合道安的价值取向。

摘要：儒家"舍生取义"的思想始终主宰着中国人的生死观念。不过,在中国,佛教、道家思想的潜移默化,又使得生死观念呈现出多元的色彩。对生死的关注,不是对死的默念,而是对生的沉思,生死观念常常决定着其他价值观念和价值判断。中国文化中的生死观,概括地讲,应当是儒家重死,道教重生,而佛教力图超越生死。以仁、义为终极关怀,或者说最高使命的儒家思想,无疑否定了生的绝对价值,这就是孟子说的"所欲有甚于生者"。儒家这种生死有命、仁义高于生命的理论,在中国历史文化的长河中,挥洒得淋漓尽致。既然重死,死后自然要厚葬,厚葬久丧也是儒家重死的生死观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家以其淡泊生死,而又以生为贵的"重生"观念在生命哲学中焕发出异样的光彩。道家强调生的价值,指的是在生命和名物之间的轻重判识——重生轻物,乃至全生而轻天下。佛教传入中国,以善谈生死闻名于世,并给予中国人的生死观新的洗礼。佛教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否定人生,不仅否定死,同时也否定生。因此,佛家认为"生不足恋,死不足惜",这就是"中道",是对生死的超越,认为只有超越生死,才能臻至涅槃之境,才能获得无上的大自在。儒家、道家、佛家的生死观念虽不尽相同,但也是和而不同,是相互补充而又殊途同归,总的趋向是正义永存、精神不朽、无私无我与"生死一如"。

摘要：2009年11月20～23日，“中日韩天台宗学术对话国际研讨会”在天台宗发祥地——河南省光山县召开。本次会议由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中国佛学及佛教艺术研究中心与河南省光山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来自海内外7个国家、9个地区、40余所大学、佛学院及研究院（所）的专家学者、高僧大德100余人齐聚光山，河南省、信阳市及光山县的主要党政领导，中央国际广播电台、

摘要：密教六字真言源于梵文,亦称六字大明咒。密教相传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咒,象征一切诸菩萨的慈悲与护持。本文通过回顾田野实物、佛教文献和民间故事,并总结和分析了饶宗颐、季羡林的相关研究,对之进行了释义。文章认为,从佛教密咒学界、教界对"六字真言"等的不同诠释取向可见,对于学者来说,重要的是文字及其后面的意义,有意义才有意思;对于信众来说,并不需要它的意义,有了意义就失去了意思,没有意义才有意思。对意义的追求,和对意义的排拒,这两种态度共同推动了文化的自觉与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