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艺术表现层面上,"典型论"中所强调的人物与环境关系对艺术真实性的把握,使李健吾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之间存在某种共通性,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李健吾得以继续从事文学批评特殊的内在原因,也是其沟通文艺与现实政治关系的方法,从而确保了文学批评维持了某种程度的艺术性内容。但政治对文学规律的不断规约,又使得李健吾必须不断协调批评的文艺性内容与政治立场之间的关系,小心翼翼地确保文学批评维持在规范之内。而调整的过程又难免暴露出文学规律与政治规约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讨论新中国成立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一个特殊的视角。

摘要：从《咀华二集》版本的修订入手,探讨了李健吾抗战前后文艺理念和批评观念的变化。《咀华二集》版本的增删修订与具体的历史处境、人生境遇以及李健吾自身的艺术追求等方面的因素密切相关,反映出20世纪40年代李健吾文学批评在美学精神和艺术理念方面的转变。主要体现为确立“凡俗即力”的美学精神和倡导“新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批评武器,追求艺术的现实性与现时性作用。“新现实主义”不是艺术的现实主义,而是现时主义。

摘要：20世纪30年代李健吾试图将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标准建立在他对福楼拜艺术的理解之上,但随着民族战争的爆发以及中国民主革命事业的发展,这个“经典”的标准发生了变化,即如何从“接近民众”的认知角度去理解艺术作品的“经典”性,成为了李健吾文学批评的新课题。在对莫里哀戏剧的批评中,李健吾更强调莫里哀的道德意识,即对“广大芸芸众生”的爱。在接受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意识形态后,李健吾对莫里哀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赋予了其现实主义艺术新的内涵。

摘要：《桑青与桃红》揭示了现代中国人生存的“间际”体验,这种体验同样存在于《狂人日记》和《沉沦》等某些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之中。《桑青与桃红》延续了中国现代文学之为“现代”的思想和艺术,但相较于中国现代文学,《桑青与桃红》似乎走得更远,更为勇敢和决绝。桑青本身具有的饱满丰富的中国文化内容与桃红本身的意义缺失状态构成的张力,正是该小说的艺术魅力所在。在伦理实在的意义上,桃红的荒谬昭示着人对自由本质的向往。

摘要：对李健吾文学批评的研究不应当忽视李健吾的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内在关系。李健吾的小说创作和文学批评面对的是现代中国的问题。李健吾小说创作的"有意",内含了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自觉的文学批评意识。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对李健吾而言,具有某种同质性。对现代人生的理解,对表现艺术的探索,对艺术个性的追求,构成其小说创作和批评理路的基本内容。

摘要：1940年代后期京派文学面对日益紧迫的政治形势,在如何处理文学与政治关系的问题上,“新生代”表现出与30年代京派作家沈从文等人不尽相同的心态。在他们看来,文学天然包含现代政治的某种属性,在文学中谈论政治并不必然就侵犯文学的独立性。他们致力于在文学的内部讨论政治,将政治处理成一个文学问题及文化问题。远在上海的京派同人李健吾同样强调艺术表现上的重要性,但却不囿于“艺术而艺术”。他重视文学对现实的直接作用,试图在时代意义中寻找“力”的美。

摘要：“国民责任”的意识成为抗战胜利后李健吾从事“文艺复兴”事业的思想基础。文艺如何实现现实作用,发挥改变现实人心的积极效应,是李健吾自觉为所要肩负起来的更高使命。他同样强调艺术本身应具有的现实主义表现方法,但此时更在乎的是现实主义表现本身的时代政治内涵,强调“文学是时代的反映”这种与京派文学关于“艺术至上”的理念相冲突的文艺观点。这种冲突也使李健吾的文学批评难免存在某种程度上的撕裂,但同时也使其文学批评显得更为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