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主要基于2022年中国半导体企业投资与统计数据,从半导体产业的晶圆材料、封测材料、半导体设备、设计、制造与封测价值细分环节与网络外部性视角,研究了中国半导体产业投资集群网络的空间布局与区域组织。结果表明:(1)其中长三角是半导体材料、设备、制造与封测的总体高水平一体化集群区,珠三角是半导体设计的集群高地,制造环节连片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小范围分布在中西部成渝、关中、中原城市群。(2)半导体集群网络在借用规模和集聚阴影表现为正负外部性,通过区域外部性实现最终产品与中间产品的协同集聚和空间一体化。在区域异质性中,长三角集群网络为生产驱动型和技术拉动型,珠三角为市场导向型和需求牵引型,京津冀、辽中南和关中地区为国企军企和科研院所分拆型,成渝为对口援助型。(3)晶圆材料、设备与制造社群具有小范围的集群发育倾向,设计社群集群发育最显著,封测材料与封测环节社群没有明显的投资集群发育。从区域投资组织看,京津冀、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半导体投资布局分别主要为单核心、双核心和多核心区域关联形态。从价值链细分环节的区域布局看,半导体设计与设备环节更倾向单核心结构,半导体制造环节更倾向双核结构,晶圆材料、封测材料与封测环节更倾向多核心或均质化结构。(4)在半导体的晶圆材料、设计、设备等技术密集型环节有赖于学习机制形成水平分工的创新合作网络,在半导体的封测材料、封测环节和晶圆制造等劳动力密集和重资金密集型环节通过匹配机制形成垂直分工的供应链合作网络。基于研究结果,最后对中国半导体集群投资布局提出建议。

摘要：随着文化创意产业在世界范围内的崛起,城市文化职能和全球文化城市成为城市网络研究的新兴视角。借助“大麦网”数据,基于空间分析和岭回归方法,揭示基于文化演出消费活动的中国城市网络空间结构与影响因素,对现有城市网络研究形成补充。研究表明:①文化巡回演出的城市网络呈现出中国城市网络中常见的“菱形结构”,但是向二、三线城市渗透的趋势较为明显,体现了不同级别城市本地文化生产能力的差异以及文化演出边际收益递增的特点;②中西部省会城市在城市网络中的影响力表现出明显的上升,而东部沿海地区核心城市的影响力则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反映出中国不同地区演出市场发育程度以及区域中心城市在对外文化联系中地位的差异;③不同类型文化演出在空间分布和网络结构上同样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反映出其市场结构和盈利模式的差异以及城市地方文化消费特征的影响;④文化教育发展水平、地方政府投入、城市总体经济发展和消费水平以及对外开放程度是影响中国文化演出消费城市网络空间格局的重要因素,反映出文化演出消费的独特性。

摘要：基于对15个A类国际电影节和美国奥斯卡金像奖举办地、提名/获奖影片、评审团等数据的收集和分析,探索国际电影节举办城市及参与国家的时空分布特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基于国际电影节视角的文化型世界城市地缘联系网络的结构特征。研究表明:①国际电影节总体分布呈现出从欧美核心国家向亚非拉外围地区不断扩散的空间格局,电影节举办城市与传统的经济和政治型全球城市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反映出文化产业特殊的价值属性以及电影节相关行动者的“去政治化”策略;②国际电影节提名和获奖影片的地理分布形成了以“欧洲-北美-东亚”为核心的多元化格局,反映出电影生产制作活动的去中心化趋势,而以评审团为代表的国际电影节权力结构则呈现出典型的“核心-边缘”特征,少数国家掌握核心文化权力资源,对全球电影产业的发展形成重要的导向作用;③国际电影节的地缘联系网络普遍表现出明显的“欧洲导向型”特征,反映出欧洲国家在全球艺术电影领域的影响力,而不同电影节网络连接格局的差异则体现出电影节地理位置以及国家间的历史、文化和经济联系等要素的影响。

摘要：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是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推动传统产业集群转型升级是革命老区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重要路径。本文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共同演化的理论视角,构建“制度—企业—网络—技术—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运用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文献分析等质性研究方法,以江西南康家具产业集群为例,探讨了革命老区产业集群的演化路径和动力机制。研究发现:江西南康家具产业集群的演化经历了路径创造与起步发展(1993—2006年)、第一次路径锁定与集群化发展(2006—2016年)、第二次路径锁定与高质量发展(2016年至今)3个演化阶段。地域文化与企业家精神,市场网络与国家政策,科技创新与全球化力量分别是集群演化3个阶段的主要动力。不同演化阶段在制度、企业、网络、技术与空间的协同作用下,推动了革命老区产业集群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研究为国内其它老少边穷地区产业集群的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以及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摘要：针对广州以空间疏导治理流动摊贩的模式,以青年社区摊贩疏导区及周边流动摊贩区为例,对疏导区政策效应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虽然疏导区满足了摊贩对获得安定感、改善经营环境、扩大经营规模的需求,但摊贩内含的靠近主要人流、经营空间开放化、分享市场和集聚分布、灵活流动、低成本、利用社会联系等需求未能得到满足。不符合摊贩需求的疏导区可能会扼杀摊贩原有优势,使其陷入更糟的状况而倾向于重返非正规活动。据此,摊贩疏导区规划应满足摊贩特定组合的需求,以使摊贩入疏导区后能获得比入疏导区前更好的经济收益。

摘要：在市场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冲击下,中国乡村作为一个村集体"大家庭"的身份认同日渐式微。这种集体认同的消解不断侵蚀乡村治理的文化基础。同时,快速城市化背景下,随着大量年轻劳动力的外流和弱势村民的留守,中国乡村"空心化"现象十分普遍。其结果是,村民很难实质性地参与到乡村发展和乡村治理过程中去,中国乡村治理工作普遍面临治理主体缺位和治理无方等结构性问题。重点参照文化认同和参与能力的理论基础,具体从乡村治理主体地位的培养、乡村治理能力的提升两方面,笔者通过在其家乡湖北东部FX村开展村民论坛、尽孝道和摆长桌宴等活动,试图探索中国乡村治理的有效路径。实践表明:第一,基于"共同体"的乡村社区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建立,是乡村治理的前提和基础;第二,根植乡村公共性,激发村民的表达和参与意愿,增强村民议事能力,是乡村治理的本质和关键。最后,对目前如火如荼的乡村(村镇)规划,提出若干启示:1)乡村(村镇)规划的核心议题是社区、社区关系和社区能力;2)乡村(村镇)规划不能沿袭城市(镇)规划的思维;3)乡村(村镇)规划需要充分尊重乡土知识;4)比起物质性规划,乡村(村镇)的社会性规划(social planning)更加重要;5)质性分析和质性思维非常重要。

摘要：近年来,奶茶经济的扩张吸引了众多社会关注,出现了许多令人难以理解的消费行为和现象。本次笔谈从经济地理和文化地理的相关理论出发,就奶茶经济繁荣的原因、对城市发展的启示以及有关研究议题展开讨论。分析认为,奶茶经济的繁荣不仅源于其作为一种新式茶饮的物质功能价值,更主要是因为它被建构为一种符号消费,满足了当今消费社会下消费者的社会、文化和心理需求。资本的逐利性及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使更大范围的消费群体卷入奶茶经济漩涡。奶茶经济的繁荣反映了互联网时代以符号化和社交化为特征的新型消费文化,对城市经济、城市品牌建设和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有重要启发意义。最后,从奶茶及其物质性与企业和区域竞争力、地方产业演化、城市品牌化等议题的关系以及奶茶品牌兴起和消亡的地理角度讨论了奶茶经济地理研究议题。

摘要：运用GIS空间计量分析法、产业静态和动态区域集聚指数模型以及半结构式企业访谈等方法,对广东省制造业的空间集聚与扩散进行分析。Moran's I指数的分析表明,全省制造业空间集聚性呈现到"U"型分散化趋势,该趋势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地理扩散所造成,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则表现为明显的集聚性。动态区位熵(D)也证明了珠三角转移扩散而非珠三角地区不断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过程。最后通过企业访谈重点考察了产业空间重组的动力机制,广东省新一轮产业空间重组是在全球资本流动新特征、国内外经济环境以及政府政策不断变化的背景下产生的,在区域产业转移过程中,政府制度安排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摘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内涝已成为继人口拥挤、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问题之后的又一大城市病。武汉是我国内涝频发的城市之一,尤其是2016年夏季发生的城市内涝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损失。文章以武汉中心城区汤逊湖水系为研究范围,利用最邻近指数法、核密度强度分析法、湖泊变化强度指数等方法,探讨2016年6月30日-7月6日期间城市内涝灾害发生最严重时段的渍水特征,并揭示其形成原因和发生机制。研究发现:①城市暴雨渍水类型多样,主要包括居住区渍水、道路渍水和产业园区渍水三类。②渍水点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渍水点以湖泊为中心集中分布,围湖造地区域是渍水发生的重灾区,城市新开发区和在建施工区也是渍水发生的集中区域,水系中下游比上游渍水严重。③湖泊容量萎缩、水系结构简化、水利建设滞后、汇水强度增大、异常气候突发等共同导致暴雨渍水灾害的发生。

摘要：如何协调现代性/正规性与非正规性的矛盾是21世纪城市规划面临的一个挑战。本文通过分析广州流动摊贩疏导区治理的性质和矛盾,提出"合理正规化"的问题。研究认为,疏导区是一种基于空间操作的正规化机制,它以空间固定为基础,通过施加一套源于正规经济的管理措施来改造和管控非正规性。然而,疏导区的"正规本位主义"忽视了非正规经济嵌入现实实践的自然特性和优势,使其面临潜在的可持续性危机。这个危机隐含于疏导区四个正规化要素与流动摊贩特性之间的矛盾,表现在区位固定与流动性、租金缴纳与低成本、合同约束与灵活性、产品管制与自主性等方面的紧张关系。广州案例表明了协调既定的现代空间秩序与非正规的公共空间使用之关系的复杂性,带来的启示是对非正规的规划响应不应只是简单地将源于正规经济的既定规范施加于非正规,而应充分考虑非正规自身特性、需求和规律。这或许需要规划师突破现代规划框架,发展应对流动性、灵活性等表征后现代性特征的规划理论和方法。